译者地位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所要攻克的难点，也是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本文作者在回顾了不同翻译学派下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后，勾勒出译者主体性变化的图示，并分析译者主体性变化的原因。译者主体性从语文学范式下的自由发挥，发展到科学主义语言学派参照下的限制与忽略；而在文化转向后又逐渐由凸显上升到过度发挥。但都无法避免在单一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走向极端。然而，这也是国外翻译研究在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发展变化。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应该置入综合的理论体系中，从而避免单一视角下研究的局限性。
　　为了适应全球生态文化发展及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势，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选择适应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翻译生态学。以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翻译活动，并提倡“译者中心”地位，这的确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活动不再是一位地追求对等，或寻求文化包容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而是在生态环境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活动。
　　然而，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的译论，难免会有局限与不足。本文作者将指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缺陷，如“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论”以及生态环境概念的模糊性。从而分析译者主体在生态翻译学中的具体体现，指出译者主体性过度发挥的原因。本文在胡庚申教授划分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对其进行细分，并将翻译活动细分为三个阶段，以求辨析译者主体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作用。为了弥补“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等过度强调译者主体作用的缺陷，本文将借鉴主体间性理论。本文将以主体间性为视角，重新诠释翻译活动中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提出译者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态对话”构想。从而将主体间性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呼吁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