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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喜欢饮酒的陕西商帮相比，起源于鲁北临清的山东商帮好不逊色，有人称：“与山东人谈生意，没有酒，谈话就索然无味。”山东商帮又称鲁商，集中于山东半岛环胶州湾，以登州、莱州、青州三地商人为主，以此则称之为胶东帮。
在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中，鲁商是兴起较晚的。尽管山东地区曾在春秋战国时出过管仲这样的理财家，陶朱公也是在山东经商成功的，但直到明代以后经商者才逐渐多起来，到清代才最终形成商帮。
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像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在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鲁商由于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风头一时无双。
最早的儒商
齐鲁大地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自商周，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经济活动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与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直接关系。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
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现实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较有利。而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这一地区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司马迁便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下了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到管仲出任齐国宰相时，他大力整顿土、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后晏婴为齐相，延续了这些政策，使得齐国的工商业发展继续向前。
春秋战国时期，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字子贡)为春秋时卫国人，在人孔门之前为大商人，也曾为鲁、卫两国之相，后转而经商，此人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其“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又如曾任越国大夫的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显示出极高的商业天赋。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人将子贡和范蠡称之为中国早期儒商的代表，其特点便在于成功地运用了儒家思想，如讲诚信、守规矩、心朴实、寓智慧于大拙之中，并注重乡情。而此后山东地区则并未能在经济领域有更辉煌的表现，直到千余年之后的明清之际，山东商帮又在某些地区和行业显示出其商业才能。
恋故土与闯关东
若对众多商帮的发展史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其中很多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离开故土到异地谋生，而后逐渐形成了商人群体。而在这一点上，山东商帮几乎算是一个例外，他们更多的是在本土上发展起来。
历史上山东地区一直是农业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资源与物产的相对丰富，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不致因资源匮乏而产生向外扩张的谋生冲动，而只要坐倚本土，经营好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日子就能过得相对滋润，加之山东人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得山东商帮更安心于固守本土。
放眼近四五百年的历史，除了100多年前满洲贵族的“龙兴之地”东三省开禁之后的几十年内，山东人有过大规模移民关东这一记录之外，似乎再无大规模外迁的壮举。但即使是背井离乡，与同时期晋商和浙商有所不同的是，山东人这次大规模外迁的直接诱因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而只是在求生本能支配之下的逃荒。其结果是并没有造就出几名富甲一方的富商巨贾，却涌现了民国前期中国政坛诸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军事强人以及无数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
当然，在这一大规模迁徙中，山东商人仍在东北地区奠定起了地位。清兵入关后，清政府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在闯关东人潮中，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1860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鲁商则是主要组成部分。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时，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今山东龙口市)商人最多。《黄县故事》中曾记载：“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清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人士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今沈阳)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至清朝末年发展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城中其他任何商家，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奉天亦是沈阳之称)。
东方第一商人
除了东北地区，天津和北京也是山东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鲁商曾一度把持了北京的饭庄业，有不少驰名京华的老字号饭庄都由他们开办，比如烤鸭店中与全聚德齐名的便宜坊，就是山东商人孙子久所创。
更广为大众所知的老字号瑞蚨祥，同样是由山东商人创立，纺织浆染正是他们的主要业务领域之一。曾经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其中很多情节早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市一带流传，其主人公陈寿亭就是糅合了众多传说中的人物故事塑造而成。当时的周村可算得上是山东商人的摇篮。比较闻名的八大鸿、六大瑞等众多绸布庄和钱庄等，其分号遍及全国，在上世纪30年代济南纺织行业的经营者中，有60％都是周村人。
而创立了瑞蚨祥的孟氏家族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神话”了。瑞蚨祥由山东章丘旧军镇人孟传珊(孟鸿升)始建于1862年，孟传珊对经商早就很有兴趣，最终以其妻子高氏出嫁时带过来的私房钱三千两银子在周村开设了万蚨祥杂货店，因为其专心于业务经营，又以质优价廉取胜，买卖十分红火。接着孟收购了一家倒闭的布店，生意越做越大，万蚨祥逐渐成了一个大字号。后来，他又抽调资金在济南开设了第一家分号，即瑞蚨祥布店，专门经营大批量白布业务。
有“东方第一商人”之称的孟洛川，是孟氏家族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为孟传珊第四子。孟洛川十几岁时，其父去世，他跟着三伯父孟传廷经常外出参加贸易往来活动，迅速对商业经营和管理之道烂熟于胸，开始执掌家族事业。
孟洛川执掌瑞蚨祥时，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300万两白银。
在他的掌管下，瑞蚨祥兴盛了60多年。孟洛川不仅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也成了全国著名的商界巨子。当时全国曾流传一句民谣：“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二位财神爷，抵不上一个孟洛川。”
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之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因此他曾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但他在业务管理上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常告诫属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孟洛川还在经营中不断进行创新。比如为了扩大销售，他曾在北京首创“礼券”，即类似于现在流行的购物卡，有了它就不用拿着礼品实物上门，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受礼者，因此瑞蚨祥的礼券大受欢迎。
在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中，鲁商是兴起较晚的。尽管山东地区曾在春秋战国时出过管仲这样的理财家，陶朱公也是在山东经商成功的，但直到明代以后经商者才逐渐多起来，到清代才最终形成商帮。
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像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在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鲁商由于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风头一时无双。
最早的儒商
齐鲁大地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自商周，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经济活动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与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直接关系。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
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现实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较有利。而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这一地区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司马迁便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下了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到管仲出任齐国宰相时，他大力整顿土、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后晏婴为齐相，延续了这些政策，使得齐国的工商业发展继续向前。
春秋战国时期，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字子贡)为春秋时卫国人，在人孔门之前为大商人，也曾为鲁、卫两国之相，后转而经商，此人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其“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又如曾任越国大夫的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显示出极高的商业天赋。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人将子贡和范蠡称之为中国早期儒商的代表，其特点便在于成功地运用了儒家思想，如讲诚信、守规矩、心朴实、寓智慧于大拙之中，并注重乡情。而此后山东地区则并未能在经济领域有更辉煌的表现，直到千余年之后的明清之际，山东商帮又在某些地区和行业显示出其商业才能。
恋故土与闯关东
若对众多商帮的发展史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其中很多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离开故土到异地谋生，而后逐渐形成了商人群体。而在这一点上，山东商帮几乎算是一个例外，他们更多的是在本土上发展起来。
历史上山东地区一直是农业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资源与物产的相对丰富，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不致因资源匮乏而产生向外扩张的谋生冲动，而只要坐倚本土，经营好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日子就能过得相对滋润，加之山东人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得山东商帮更安心于固守本土。
放眼近四五百年的历史，除了100多年前满洲贵族的“龙兴之地”东三省开禁之后的几十年内，山东人有过大规模移民关东这一记录之外，似乎再无大规模外迁的壮举。但即使是背井离乡，与同时期晋商和浙商有所不同的是，山东人这次大规模外迁的直接诱因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而只是在求生本能支配之下的逃荒。其结果是并没有造就出几名富甲一方的富商巨贾，却涌现了民国前期中国政坛诸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军事强人以及无数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
当然，在这一大规模迁徙中，山东商人仍在东北地区奠定起了地位。清兵入关后，清政府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在闯关东人潮中，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1860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鲁商则是主要组成部分。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时，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今山东龙口市)商人最多。《黄县故事》中曾记载：“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清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人士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今沈阳)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至清朝末年发展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城中其他任何商家，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奉天亦是沈阳之称)。
东方第一商人
除了东北地区，天津和北京也是山东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鲁商曾一度把持了北京的饭庄业，有不少驰名京华的老字号饭庄都由他们开办，比如烤鸭店中与全聚德齐名的便宜坊，就是山东商人孙子久所创。
更广为大众所知的老字号瑞蚨祥，同样是由山东商人创立，纺织浆染正是他们的主要业务领域之一。曾经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其中很多情节早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市一带流传，其主人公陈寿亭就是糅合了众多传说中的人物故事塑造而成。当时的周村可算得上是山东商人的摇篮。比较闻名的八大鸿、六大瑞等众多绸布庄和钱庄等，其分号遍及全国，在上世纪30年代济南纺织行业的经营者中，有60％都是周村人。
而创立了瑞蚨祥的孟氏家族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神话”了。瑞蚨祥由山东章丘旧军镇人孟传珊(孟鸿升)始建于1862年，孟传珊对经商早就很有兴趣，最终以其妻子高氏出嫁时带过来的私房钱三千两银子在周村开设了万蚨祥杂货店，因为其专心于业务经营，又以质优价廉取胜，买卖十分红火。接着孟收购了一家倒闭的布店，生意越做越大，万蚨祥逐渐成了一个大字号。后来，他又抽调资金在济南开设了第一家分号，即瑞蚨祥布店，专门经营大批量白布业务。
有“东方第一商人”之称的孟洛川，是孟氏家族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为孟传珊第四子。孟洛川十几岁时，其父去世，他跟着三伯父孟传廷经常外出参加贸易往来活动，迅速对商业经营和管理之道烂熟于胸，开始执掌家族事业。
孟洛川执掌瑞蚨祥时，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300万两白银。
在他的掌管下，瑞蚨祥兴盛了60多年。孟洛川不仅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也成了全国著名的商界巨子。当时全国曾流传一句民谣：“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二位财神爷，抵不上一个孟洛川。”
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之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因此他曾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但他在业务管理上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常告诫属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孟洛川还在经营中不断进行创新。比如为了扩大销售，他曾在北京首创“礼券”，即类似于现在流行的购物卡，有了它就不用拿着礼品实物上门，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受礼者，因此瑞蚨祥的礼券大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