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礼貌用语是文化沉淀和积累的成果。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礼貌用语。礼貌用语不但反应了一个地区在一定年代的文明程度，也反映了其文化发展水平。《左传》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文化内涵深刻，思想内容丰富，其中的礼貌用语更是体现了春秋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水平。本文从《左传》中的称呼语、委婉语和避讳语三个方面对其中的礼貌用语文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左传》 礼貌用语 称呼语 委婉语 避讳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左传》是中国现存第一步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三百多年时间里的诸侯征战，王室兴衰的历史宏图。其中对于语言文化的锤炼和使用更是被认为是对春秋之前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总结。本文选择从《左传》中的称呼语、委婉语和避讳语三个方面对其中的礼貌用语文化进行了分析，是由于礼貌本身便是文化发展的产物，礼貌语言能够从“礼”的角度高度概括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平。
　　一 《左传》中的称呼语
　　称呼语是语言文化中最早的语言要素，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便是从称呼开始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过五千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在称呼语上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是礼貌用语文化的基础。其中《左传》中的称呼语从礼貌用语文化的角度上可以分为尊称和谦称两种情况。由于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在称呼上分别用尊称称呼别人，用谦称称呼自己，从而体现出“自卑而尊人”的文化思想，下面本文分别进行论述。
　　《左传》中的尊称按照词性划分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用代表对方的官爵或者身份的名词来进行尊称，例如：“天子”、“王”、“大夫”等，就如同今天人们称呼对方“处长”、“老师”一样。其次，是用“子”、“夫子”、“君”、“父”等表示对方具有高尚品德的代词来尊称对方。在《左传》中“子”是用最频繁的尊称代词，使用范围也最广，可以用于上称下，下称上或者平辈之间的互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象征着新老交替，万物生长的自然、和谐的朴素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高度概括，因此便经常用“子”字表达对人的尊称。例如，《左传》中“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便是上称下用“子”表示尊称的典型代表。此外，“君”、“父”等代词也都表达了与“子”相同的尊称含义。然后，是用“幸”、“惠”、“请”、“敬”等表示尊敬的副词来称呼对方。“幸”的本意是幸运、吉祥的意思，用在尊称中便表示幸好有你或者能够得到你的帮助是我的荣幸之一。如《左传》中：“子产对曰：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中便用“幸”字表示下称上的尊称。“惠”字在尊称中表示仁惠的含义用以夸奖对方的品行。“敬”字则表示恭敬、敬仰的含义。不同的副词使得《左传》中的尊称词语更加丰富。
　　《左传》中的谦称同样丰富，用以表达自己谦虚的态度。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君主对自己的谦称，通常称为“寡人”、“孤”等，这在其他的文学传记中也都有类似的表述。这里的寡和孤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孤独，而是表现君主对自己能力、学识等素质的一种自谦，因此是谦称。第二种是以“敝”和“小”修饰的谦称，如：“敝国”、“敝邑”、“小臣”等，表示自己在地位上的底下。第三种是以“贱”、“不才”、“不敏”等形容词作为谦称，其中“不才”和“不敏”是同义词，表示自己才学短浅。“贱”的用途则更加广泛，例如，用“贱内”表示自己的妻子，这时谦称的不仅仅是自己还包括自己的家人。第四种是用“敢”、“辱”等副词表示自谦的称谓。例如，“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中的敢字便表达的是对自己的一种谦称。第五种同上述的尊称一样，用自己的身份表示谦称，如：“臣”、“陪臣”、“下臣”、“累臣”、“外臣”、“亡臣”、“使人”等。
　　二 《左传》中的委婉语
　　委婉是礼貌和智慧的表现，委婉语是礼貌用语文化的重要内容。当人们使用委婉语来表达某种隐喻的含义时必定是处于对对方的尊重或者爱护，将不方便的言辞以委婉的方式道出。《左传》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文化内涵深刻，思想内容丰富，其中对于委婉语的使用更是存在于各种文学形式。
　　《左传》中的委婉语首先存在于诗歌之中。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文化形式，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文化内涵最深刻的文化形式。诗歌语言精练，题材丰富，其中的比喻、隐喻等修辞手法更是层出不穷，甚至一些诗歌语言本身便是委婉语。《左传》中的委婉语首先存在于诗歌之中。《左传》中记载很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其中的人物一方面为了不伤彼此之间的和气而使用诗歌委婉道出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对手面前炫耀自己的文采。此外，《左传》中所记录的一些文人、君臣、主仆之间的对话也借用诗歌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态度。因此诗歌成了《左传》中委婉语的主要载体。《左传》中记载了一次赵孟召集子展、伯友等七人吃饭，席间赵孟为了试探七个人的志向而邀请他们作诗。其中伯友借《鹑之贲贲》中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委婉地表达出了对国君的不满。察觉到伯友真实意图的赵孟便同样借用该诗诗序的主旨中“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巧妙地绕开了话题，从而避其锋芒。在这段对话中，说话者之间的言语交流都是借用诗歌的形式或者其中的句子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诗歌是委婉语中最具文化内涵和美学思想的文学形式。
　　《左传》中的委婉语其次存在于民谣之中。相对于构词规范、严谨的诗歌，民谣的创作更加随意、自由，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普通群众进行委婉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文化载体。《左传》中收录的民谣共有20多首，其中一部分用于对当朝政绩的称颂，另一部分则表达出劝诫的含义。《左传》中讲述子产在郑国执政的第一年，因为改革遭到了郑国人民的唾骂和威胁。人们用民谣形式来诋毁他，“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最后一句是说谁杀了子产，我将以倾家荡产来奉献他。三年后，子产的改革顺利获得了人民的改观和支持，这实践最终是征服了反对者的诡辩。于是人民就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其中后面的这首民谣便是对当朝子产的颂扬。相对于称颂，劝诫的歌谣在《左传》中更多一些，因为劝诫更能发挥委婉的语言文化作用。《左传》记录了晏子出访鲁国回到齐国后，看到齐国国王命令百姓在寒冷冬天为其建造宫殿，便在宴席间向齐国国王吟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齐景公听后便马上下令停止了建造。晏子借用歌谣的形式委婉地劝诫齐景公要爱惜百姓，善待百姓，因为语气委婉、诚恳，因此得到了齐景公的肯定和百姓的支持。民谣的文化力量由此可见。这种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学形式比其他的文学作品更具有力量。 　　《左传》中的委婉语最后存在于其他修辞语句之中。前文已经论述《左传》所记录的年代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而不断进行战争和谈判。其中很多人物在两国之间的对话中通过修辞委婉地表达劝说的含义，既保留了对方的颜面也表现了个人不卑不亢的气节。《左传》中记录城濮之战前夕，子玉派斗勃前来挑战，对晋文公说：“我请求同您的士兵游戏一场，您可以扶着车前的横木观看，我子玉也要奉陪观看。”晋文公让栾枝回答说：“我们的国君领教了。楚王的恩惠我们不敢忘记，所以才退到这里，对大夫子玉我们都要退让，又怎么敢抵挡楚君呢？既然得不到贵国退兵的命令，那就劳您费心转告贵国将领：准备好你们的战车，认真对待贵君交付的任务，咱们明天早晨战场上见。”子玉与栾枝的对话可谓争锋相对。子玉用游戏比喻战争，委婉地表达出对对方的轻蔑，而栾枝用“恩惠”来比喻楚国当年对晋国的伤害。两者借助不同的修辞表达出同样的委婉效果。无论是人的语言内容还是文学作品要表述的内容都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因此修辞语句是对诗歌、歌谣之外的委婉语主题表达的最好补充。
　　三 《左传》中的避讳语
　　避讳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貌用语，它往往顾念对方的感情，避免触犯到对方的机会，因此对一些不雅观、不吉利乃至不光彩的事情通过用避讳语来表达。避讳语的发展同样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在不断的丰富。最早的避讳语只是用于名字，即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字比如国家的名称或者一些不吉利的词汇如牲畜等是不能放入名字里面。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避讳语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也愈发多样。在《左传》中避讳语也是一种常见的礼貌用语，其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对恐惧事物词汇的避讳，另一种为对不便直说的词语的避讳。
　　对事物恐惧词汇的避讳首推“死”字。“死”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结局，因为在世的人是无法感知死后的事情，因此对于死后便有种种猜想，但猜想终归是猜想，对于这一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未知结局，每个人都是充满了恐惧却又无能为力，因此人们在说话或者进行其他形式的交流时都将“死”字隐去而用别的文字代替。这便是对“死”字的避讳。这种避讳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避讳词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到春秋时期已经发展到根据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避讳词。例如，天子死曰“崩”，褚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或“无禄”，庶人曰“死”。在《左传》中对此便有丰富的记载，例如，“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便是记载平王死的时间。由于一朝天子对于国家的兴衰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天子的死亡如同山崩一样会对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震撼，因此以“崩”字来避讳。再如，“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便是指明了公孙段的身份是“士”，无禄和不禄为同义词表示无福享受俸禄的意思。不同的避讳词不但恰当地反映了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丰富了礼貌用语文化。
　　对于不便直说的词语同样可以采用避讳词加以替代，这主要用于古代的外交词令，避免由于言语过于直白而引发不必要的过激反应。例如，对于群主遭受到的流亡或逐离等辛酸的经历往往用“蒙尘”来进行避讳，意思是君主在外蒙受风尘，非常文雅地表现了避讳作用。《左传》中“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尚官守”。意思是说天子蒙受流离奔波之苦，我怎能不奔跑着去通知天子的守臣。又如，“若从惠君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中的“三年将拜君赐”的含义便是三年之后我们必将报仇。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避讳语和上文所述的委婉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委婉语的使用更加广泛，而避讳语的使用场合更加正式和典型。避讳语的发展同样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封建时代那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避讳语反映出了当时文化上对于人们身份上的差异认同。在讲究人人平等的今天，避讳语则已经发展为更加平等和自由。
　　结语
　　礼貌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某个时期某个地方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体现。中国在春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内涵，其中礼貌形式和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礼貌用语更是极具特点。本文以《左传》书中的礼貌用语为研究对象，从《左传》中的称呼语、委婉语和避讳语三个方面对其中的礼貌用语文化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春秋时期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探索作用。
　　参考文献：
　　[1] 韩红芹：《论〈左传〉战争篇章的细节描写》，《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2期。
　　[2] 胡亚非、王雨佳：《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看春秋时期的礼义教化》，《理论界》，2008年第2期。
　　[3] 闫丽：《〈左传〉人物称名中“子”字的解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4] 高瑞民：《〈左传〉与“礼”》，《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 罗军凤：《〈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学术论坛》，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罗文娟，女，1975—，重庆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礼仪学、口才学，工作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