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封建男权社会，女子只是作为附属品而存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元杂剧爱情剧中塑造的大量女性形象，面对命运和社会的不公，她们能够努力追求自我救赎，却又在斗争中不断妥协。本文通过对《调风月》《秋胡戏妻》《墙头马上》三部元杂剧中的主要女性形象的解读，试图分析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生存困境;《调风月》;《秋胡戏妻》;《墙头马上》
　　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男人在体能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家庭、社会、甚至国家的命脉，女性只能处于依附地位，从一出生就被灌输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礼教思想。女性把这种男性社会施以的外在规定内化为“应当”遵守的准则，自然而然地扮演男权社会分配的角色，儒家教条还明确了男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子应遵守的规范。尽管到了元代社会，儒家教义有所弱化，可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之强大，令女性也只是在斗争中不断妥协。
　　《调风月》《秋胡戏妻》《墙头马上》是三部影响很大的爱情类元杂剧，在这三部剧中，婢女燕燕捍卫自己的感情，勇敢泼辣;农妇罗梅英吃苦耐劳，执着坚定;《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大胆坚贞，又捍卫自尊。在她们身上，有着前代女性所未曾有的觉醒意识，她们或淡漠贞义节烈，或追求男女平等，或反抗权豪势要，她们自爱自尊，尤其在爱情婚姻中，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大胆主动的气概，这些女子在与残酷现实的斗争中，极力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她们就像是一个个战士，举起长矛，奋起反抗，但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封建礼教的强大，令她们的反抗，充满了悲剧意蕴。尽管剧作家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可这样的结局却是悲喜交加。
　　一、依附式爱情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及婚姻依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爱情实现的唯一渠道便是婚姻，它负载了女性对幸福的全部憧憬，主宰了女性的情感生活，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婚姻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婚姻的严酷性在于让女性看清现实，打破憧憬。燕燕把改变出身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千户的身上，尽管她聪明机智，但面对爱情和利益，她还是昏了头，成为小夫人是她的唯一出路，可能婚礼后，她面对的将会是数不清的家长里短和小千户的冷眼旁观，可这一切，她必须承受;罗梅英本饱读诗书，满腹才华，对爱情充满憧憬，她幻想会有从一而终的伴侣，幻想会举案齐眉。但新婚三日便夫妻别离，她依旧一心一意侍奉婆婆，等待丈夫，历尽生活的艰难，十载饥寒无人知。可衣锦荣归的丈夫早以不是当时的少年，变得浪荡不堪，可面对婆婆，面对孝道，她选择了妥协，她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李千金身为大家闺秀，内心却不受礼法禁锢，她渴望爱情，为了爱情甚至不惜远离故土，远离家人，在裴少俊家的后花园躲躲藏藏，毫无名分。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爱情，在伫立墙头的刹那，李千金芳心暗付，却难逃“囊箧宝玩”的悲剧命运。
　　二、妥协式婚姻
　　《调风月》中燕燕如愿嫁给小千户，成为小夫人，哪怕是小千户不忠心在前，她也选择了妥协和原谅，只期待婚后可以花生满路;《秋胡戏妻》中罗梅英，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荣华归来已经变质的丈夫，她本是满腔怒火，要重振妻纲，可是面对婆婆的乞求，她选择了妥协，十年饥寒等来一个调戏糟糠的丈夫;《墙头马上》的李千金，为了爱情选择私奔，在裴府后花园一藏就是七年;生儿育女;享受着自由恋爱婚姻的幸福，当她的存在被公公发现后，无情被逐，可此时父母也已经离世，没了家人，没了爱情，没了骨肉。尽管她们都具有反抗意识，都具有思想，可在强大的封建礼法面前，她们的反抗还是太过薄弱。她们试图颠覆“三从”“四德”对女性的束缚;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对抗封建伦理的金科玉律，便注定了惨淡收场的结局。她们的抗争，只是一个很小的波澜，最終只是封建伦理的祭奠品。封建伦理强调个体对人伦规范的遵从，强调家庭的凝聚性稳定性。三部剧作的大团圆结局，既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诉求，也是剧作家无法为她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出路，只能让她们回归家庭。
　　三、反抗意识与自我救赎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发现海尔茂极端无耻时，愤而离家出走。但出走后的娜拉如何，面对怎样的生活状态，作者并没有交代。但鲁迅先生对这一问题作了交代，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写到：“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不是什么路。”娜拉的反抗，只能面临失败或堕落，更何况元代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在这三部剧作中，毫无疑问，女性形象都是光辉灿烂的，反衬下男子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可社会背景决定了女子反抗的无效性和可悲性。她们拼尽全力去反抗社会带给她们的不公，反抗命运拷上的镣铐，勇敢追求幸福的道路，和封建势力抗衡。燕燕作为一个婢女，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及“眼里无珍一世贫”的悲惨，能当上世袭千户的小夫人便可以摆脱被役使的奴婢地位，实现愿望。罗梅英知道登徒子就是自己数年不曾谋面的丈夫，更是自比秦氏罗敷，誓与其决裂，重振妻纲。李千金和裴少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为了意中人，她抛弃一切世俗观念，与裴少俊私奔，屈居裴家后花园七年，生儿育女，用生活的艰辛求得“锦绣佳风月”的安慰。她们通过反抗去争取自我救赎，尽管最后都有所妥协，有所保留，但救赎的目的均以达到。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元杂剧之前，都较模糊且薄弱。到了元代社会，随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草原游牧文化产生了大范围的冲突与融合，这使得元代的文化环境较历代而言变得宽松。女性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但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她们最终还是要选择妥协。她们的反抗充满悲剧意蕴，无论是在爱情上的依附地位，还是在婚姻中的妥协让步，甚至自我救赎后的退让息争，都令人悲喜交加，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