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吗，这里有烟。”贾平凹一边招呼记者，一边自己先点上一支。茶几上放着两包“中华”。这间位于西安永松路的“上书房”中，最显眼的是摆满几间屋子的古董，石头佛像、铜皿、玉器放在书架的前端，将“贾平凹作品集”遮挡于后，墙面上贴着他的字画。收藏、书画是他投入了几十年的爱好。
　　这一天，贾平凹刚从北京回到西安不久。喉咙发炎，鼻炎也犯了，打了三天针。
　　“北京的污染，把我喉咙给疼的，现在还没好，鼻子还不行。”贾平凹浓重的陕西口音中伴着鼻塞。1月10日，他的新书《带灯》在北京举办了首发仪式，他在京待了三天。浓重的雾霾让这位60岁的、长期生活在西安的作家有些受不了。
　　在长篇小说《带灯》的开篇，贾平凹写到了虱子横飞的乡野“樱镇”，他说这是隐喻环境污染的严重。随后他又写到矿区的开发，化工厂的建立等等，在他看来这些都隐喻着中国社会转型期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要真实地呈现底层生活”

　　但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写主人公“带灯”——这位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美女主任，是最基层政府的公务员，也是与乡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小资”。小说对带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
　　“中国社会转型期，是各种矛盾、人性的善与丑集中爆发的时候，题材也是最多的，但人才不一定多，文学上可能出好作品，也可能出不了。”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自称是“很土的作家”，几十年来都在写农村，即使已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我喜欢写乡下的生活，市民的层次不熟悉啊，不熟悉的话就不好写。”
　　近年来，从《高兴》《古炉》等长篇小说，贾平凹就越发开始走“写实”路线，“因为是写现实生活的，必须把现实部分写得特别实，读者才相信，然后在写人的时候得虚构，一实一虚来塑造人物。”贾平凹说，“如果把现实的日常生活写得很虚，人就不相信嘛，那不是胡编吗？”
　　带灯的原型取材于一位真实的乡镇女干部，这位“综治办”的女干部经常给贾平凹发短信、写信，有时候还会寄来乡下的核桃、干果、蜂蜜，甚至在信件中误寄了工作报告和检查。这个原型在现实生活中负责“维稳”，整天围追堵截上访人员。
　　从“综治办的主要职责”到退耕还林每棵树该补多少钱，贾平凹都下乡去亲自核实过，“下边的具体材料都真实引用，每一级政府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要真实地呈现底层生活。”他说。
　　贾平凹每年都会下乡跑动，陕南跑了十多个县，渭北跑了十多个县，甘肃和河南的乡下也跑了很多地方，“就是看看，了解社会，了解社会基层。老家丹凤县也经常回去。”他说。
　　有一天，贾平凹真的去了带灯工作的地方，“就在大山深处。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琐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后记中，他如是写道。
　　但这一次，贾平凹吸取了写作长篇《高兴》时的“教训”，不会再透露原型具体是谁，在什么地方住。《高兴》一书出版以及后来被拍成电影时，很多人去拜访过“刘高兴”的原型。
　　“这本书，毕竟有一些地方上阴暗的东西，对原型的工作可能造成伤害。所以我就不说出原型具体是谁了，现在当地领导也不知道。带灯的原型，人家活得好好的。”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火焰向上，流泪向下”

　　而《带灯》一书中的主人公却是悲剧命运，书中末尾带灯几近疯了。原因大致有三：在繁琐的工作中受到压抑；感情生活无法排解；直接导火索是在处理一起群体性事件中被上级政府处分。
　　贾平凹一边抽着烟，一边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翻看《带灯》的扉页。他说，“这句话就是我写的，我觉得这能概括带灯的自我命运。”
　　“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烛，火焰向上，流泪向下。”
　　该书除了写带灯处理农民纠纷和“维持基层社会稳定”的工作之外，还有一条隐性的线索，即她给元天亮的信件。书中每隔五六页就会有一封带灯写给从樱镇走出去的省委干部元天亮的信，似情书，又似自我倾诉。
　　“这些信件主要起到塑造人物的作用。”贾平凹说，“带灯处理无奈和繁琐的现实，支撑她精神世界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就是这些信件。信件中也展示了她的各种危机，爱情危机、理想危机。”
　　一个孤芳自赏，一个格格不入的女性，“她哭没用，那就只有写”。但全书中，隐形的男主人公元天亮到最后也没有出现，甚至也没有回信。
　　“一回信就麻烦了，就不是这种写法了，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了。”贾平凹解释说，“或者是她的一厢情愿，或者是她幻想的东西，这反过来又能表现她的艰难困苦，只能依靠虚幻的东西来支撑。”
　　小说写到后来，主人公离现实原型越来越远，也逐渐有了距离。
　　带灯的名字是个隐喻。在书的开头，带灯原本叫萤，即萤火虫的萤。贾平凹说，“腐草生萤，在困难的环境中，萤火虫代表着一丝光明。”而全书中唯一魔幻色彩的情节在于末尾的萤火虫阵，围绕着带灯，仿佛佛光。在悲剧的结尾中，贾平凹让主人公的命运不至于彻底悲剧化，“不会因为一场灾难而绝望。”贾平凹说，“中国就是一个隐喻。书里有些比喻的东西，有些要说又没有说的话，隐藏在文字后面。”

“鸡不下蛋，它憋啊”

　　《带灯》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也有记者问贾平凹是否看过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但一直到1月末，贾平凹还没有看后者，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和政协委员，他正忙于市政协会议。在采访结束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这又要赶过去报到了。”
　　他知道《我不是潘金莲》是写一个上访的故事，写一个案件，而《带灯》主要全景式地展现基层政府。贾平凹也注意到，近几年来，上访的故事也可以写了。“维稳和上访，在之前起码我写的时候害怕送审不了。”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相比起来，目前是中国创造的环境是相对好的，干预你的人不多，啥话都可以说。不像原来，很多是不敢说的，所以产生了好多文学的虚假，不敢写真实。当然，绝对自由，全世界都没有。”贾平凹说。他自己20年前的《废都》，曾一度被禁，直到五六年前才重新开始发行。
　　这部新作《带灯》，贾平凹用三年时间写成，他依旧保持手写的习惯。对于该书文笔上的朴实写法，他说，“这几年，年龄大了，喜欢两汉写史的文章，看上去很朴素，但很有意蕴，没有更多修饰的东西。”
　　“前期创作，我至少问心无愧，每本书要写3遍，因为有两次修改，都是拿手写出来的。”他说。《带灯》一书，写作一遍，修改两次，每次36万字，就是100多万字。而两年前发行的《古炉》每一遍抄写就达到60万字。贾平凹长着老茧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经变形。“这个疙瘩，这里还有块疙瘩。左手光光的，直的，右手就是弯的。”贾平凹摊开双手，这是多年写作留下的痕迹。
　　近年来，贾平凹的创作速度仍然不缓，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鸡不下蛋，它憋啊。”
　　这半年来，贾平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莫过于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作为莫言的好友，同时也是写乡土题材的作家，贾平凹说，“我感觉也高兴，当时就发去祝贺。他获奖起码也能给中国作家以激励，也是很大的好事情。”
　　关于自己作品的海外翻译，他说，“我也不知道人家翻译得怎样，搞不懂，也不知道谁翻得好。”他回忆说，“《废都》在20年前就被美国人拿去版权，但是老翻不出来，因为版权在那边，别人又不能动。直到今年，《废都》又开始有人翻译了。”
　　截至最新的长篇《带灯》，贾平凹已手写了近20部长篇小说，而这些小说无一不是在夏天完成的。贾平凹说，“现在手头上还有很多农村的材料，但还没开始创作新作品。”他在等待天气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