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政策优先”为社会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但也并非完美。巴西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但巴西在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很大进步
3年后，马和励再次回到当年任联合国驻华大使的办公室，开玩笑说“又回家了”。2013年3月29日，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此时的他，是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局的负责人，而此次中国之行，他带来了《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
在这份被命名为《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的报告中，中国以南方国家“领头人”的角色被重点提及。“中国等南方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使本国的人均经济产出翻了一倍。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一亿人的命运，现在是数十亿人得到了新生。”马和励兴奋地说。
在中国生活过8年的马和励，不仅见证了中罔的发展，更是“拖家带口”参与到了其中。
2009年，在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为绿色经济倡导者，马和励和成龙、厉以宁等一起获得了“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的称号，并成为获得该奖的唯一一个外国人。而马和励所为并不复杂：在行业中推动淘汰白炽灯，使用绿色照明。
马和励的妻子马嘉婷，在香格里拉成立了云南山地遗产基金会。而他们的两个女儿萨拉和艾黎亚则开办了香格里拉农场，开发有机蜂蜜与咖啡，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可开发的商业链条。
马和励还有个儿子，前一段时间参加了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虽然因为性格腼腆遭到灭灯，但在马和励眼里，中国的方方面面，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家庭。
说话的时候，马和励总是微笑着。对于这个巴基斯坦人而言，邻国中国的发展，也是惠及周边国家的好事。
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提到，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这种历史性变革，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如何定义新的全球化模式？
马和励：南方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全球再平衡。目前，中国、巴西、印度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已经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GDP总和差不多，这是100多年来的首次。而随着贸易、旅行、通讯等交流的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交流已经远不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数量的大增。在南方国家移民寄回自己国家的汇款中，有一半是由生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寄出的。另外，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也培养出了更具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级。到2030年，全球80%以上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南方国家，他们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80%的中产阶级在南方国家，这个数字还挺引人注目的。但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他们有什么特点？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人收入不错，但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马和励：（笑）你身边有多少人在用手机，用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
中国新闻周刊：几乎所有人。
马和励：这就对了。可能新兴中产阶级对自己还不够自信，但廉价易得的科技，以及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的新商业模式，在未来数十年，能够培养出很大一批中产。另外，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当然，如何为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成为国家的紧迫任务。到2025年，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会有10亿户，而他们中有五分之三是来自南方国家。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不可否认的现状是，南方国家并没有因为“南方崛起”而在国际社会获得相应更大的话语权。比如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还不及法国和英国。你如何看待这一现状，如何更好地平衡这种关系？
马和励：不仅世界银行，很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面临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我们在用20世纪的机构应对21世纪的挑战。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方国家就提出要求，希望让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目前看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力度都比较小。
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收入能够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那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马和励：不能说GDP完全没有用，但GDP真的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美国前总统肯尼迪50年前曾说过一句话，“GDP衡量了一切，却衡量不了对人最重要的东西。”当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对亚洲经济增长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损失的是居民的住所和财产，没有伤及地方经济再生能力。但是你能说海啸后的居民过得好吗？而我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可以更多元化地衡量一个国家地发展：国民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司。
中国新闻周刊：在谈到企业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中，报告特别提到2012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强公司榜单中，中国企业有73家，成长迅速。不少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完成扩张，比如联想并购IBM，吉利并购沃尔沃。很多人评价这种“蛇吞象”的方式风险很大，你认为这是扩张企业实力的捷径吗？
马和励：这种收购常被视为南方企业的爱国之举。仅2011年，中国就有200起并购案，共花费429亿美元。这种交易能否提高短期盈利能力或者创造价值，目前仍很难说。但从直接效果上看，收购遇到瓶颈的北方老牌公司，有利于扩大南方公司的知名度，为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或者进入一个成熟市场开辟道路。另外，技术的转移、成熟的风险管理等，也是并购的性生收益之一。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特别提到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决断式”的发展型政府，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彻底的变化”。你担任联合国驻华大使期间，应该也接触过不少中国官员，对他们总体是什么印象？报告提及中国官员“更注重结果”，你如何看待这一描述？“注重结果”滋生的腐败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马和励：—个“决断式”政府的优势在于，可以非常高效地推行相关政策，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改革成就，这一点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就有体现。
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理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更好地将培养国民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融合，甚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注重结果并非没有弊病，关键在于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至于腐败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加大惩罚力度。
中国新闻周刊：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排名只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你认为中国的短板在哪里？另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马和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和国家一段时间的目标和政策倾向有关。巴西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扫盲项目都很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政策优先”为社会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但也并非完美。比方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年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中国百姓的直接感受是可以利用网络更自由地表达了。你认为互联网在中国人参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和励：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尤其是社交网络等公共舆论平台的出现，让很多年轻人自由表达，甚至培养了他们的政治意识。社会媒体应该在国民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政府和国民互动的良性桥梁。有时候，社会媒体可以引起政府对更多社会问题的重视。比如在2011年动车事故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一直通过网络表达对安全的担忧，进而推动了政府作出一定的改变。
现金转移支付在中国有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巴西、印度等国实行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是发展中国家率先实践提高人类发展政策的范例，你认为同样的政策在缩小中国贫富差距方面是否可行？
马和励：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巴四、印度等国也有不少问题，但有针对性的政策的确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很有成效。巴西等国将现金转移支付给贫困家庭，通常有足条件的。比如说预先规定要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或者对孩子的健康护理等。他们做的规模比较大，有些项目能够覆盖100多万家庭。
目前中国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更多是比较零散的，比如农村孩子的营养餐计划等，有待进一步观察效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中国推行一些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项目，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很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循序渐进往往能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有分析预测，到2016年，中国将成长为世界第一本经济体，到时候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自身又意味着怎样的挑战？毕竟提高人均收入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马和励：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个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这将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第一第二的排名，而是人的生活有没有随之变好。
过去50年，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快乐指数并没有因此提高。如果经济发展了，生活更复杂了，这恐怕不是幸福。如果你每天上班要两小时，下班要两小时，一天有4个小时用于通勤，你会觉得幸福吗？再比如在一些传统国家，妇女地位很低，她们对现状并没有抱怨，但不意味着这是幸福社会。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变，有些地方很发达，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媲美，但很多农村地区却比较落后。人们都往城市跑，或许应该降低城镇化门槛，让更多的人在当地就业。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问题的所在，也能够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
3年后，马和励再次回到当年任联合国驻华大使的办公室，开玩笑说“又回家了”。2013年3月29日，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此时的他，是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局的负责人，而此次中国之行，他带来了《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
在这份被命名为《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的报告中，中国以南方国家“领头人”的角色被重点提及。“中国等南方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使本国的人均经济产出翻了一倍。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一亿人的命运，现在是数十亿人得到了新生。”马和励兴奋地说。
在中国生活过8年的马和励，不仅见证了中罔的发展，更是“拖家带口”参与到了其中。
2009年，在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为绿色经济倡导者，马和励和成龙、厉以宁等一起获得了“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的称号，并成为获得该奖的唯一一个外国人。而马和励所为并不复杂：在行业中推动淘汰白炽灯，使用绿色照明。
马和励的妻子马嘉婷，在香格里拉成立了云南山地遗产基金会。而他们的两个女儿萨拉和艾黎亚则开办了香格里拉农场，开发有机蜂蜜与咖啡，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可开发的商业链条。
马和励还有个儿子，前一段时间参加了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虽然因为性格腼腆遭到灭灯，但在马和励眼里，中国的方方面面，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家庭。
说话的时候，马和励总是微笑着。对于这个巴基斯坦人而言，邻国中国的发展，也是惠及周边国家的好事。
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提到，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这种历史性变革，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如何定义新的全球化模式？
马和励：南方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全球再平衡。目前，中国、巴西、印度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已经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GDP总和差不多，这是100多年来的首次。而随着贸易、旅行、通讯等交流的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交流已经远不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数量的大增。在南方国家移民寄回自己国家的汇款中，有一半是由生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寄出的。另外，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也培养出了更具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级。到2030年，全球80%以上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南方国家，他们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80%的中产阶级在南方国家，这个数字还挺引人注目的。但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他们有什么特点？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人收入不错，但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马和励：（笑）你身边有多少人在用手机，用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
中国新闻周刊：几乎所有人。
马和励：这就对了。可能新兴中产阶级对自己还不够自信，但廉价易得的科技，以及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的新商业模式，在未来数十年，能够培养出很大一批中产。另外，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当然，如何为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成为国家的紧迫任务。到2025年，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会有10亿户，而他们中有五分之三是来自南方国家。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不可否认的现状是，南方国家并没有因为“南方崛起”而在国际社会获得相应更大的话语权。比如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还不及法国和英国。你如何看待这一现状，如何更好地平衡这种关系？
马和励：不仅世界银行，很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面临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我们在用20世纪的机构应对21世纪的挑战。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方国家就提出要求，希望让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目前看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力度都比较小。
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收入能够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那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马和励：不能说GDP完全没有用，但GDP真的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美国前总统肯尼迪50年前曾说过一句话，“GDP衡量了一切，却衡量不了对人最重要的东西。”当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对亚洲经济增长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损失的是居民的住所和财产，没有伤及地方经济再生能力。但是你能说海啸后的居民过得好吗？而我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可以更多元化地衡量一个国家地发展：国民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司。
中国新闻周刊：在谈到企业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中，报告特别提到2012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强公司榜单中，中国企业有73家，成长迅速。不少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完成扩张，比如联想并购IBM，吉利并购沃尔沃。很多人评价这种“蛇吞象”的方式风险很大，你认为这是扩张企业实力的捷径吗？
马和励：这种收购常被视为南方企业的爱国之举。仅2011年，中国就有200起并购案，共花费429亿美元。这种交易能否提高短期盈利能力或者创造价值，目前仍很难说。但从直接效果上看，收购遇到瓶颈的北方老牌公司，有利于扩大南方公司的知名度，为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或者进入一个成熟市场开辟道路。另外，技术的转移、成熟的风险管理等，也是并购的性生收益之一。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特别提到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决断式”的发展型政府，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彻底的变化”。你担任联合国驻华大使期间，应该也接触过不少中国官员，对他们总体是什么印象？报告提及中国官员“更注重结果”，你如何看待这一描述？“注重结果”滋生的腐败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马和励：—个“决断式”政府的优势在于，可以非常高效地推行相关政策，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改革成就，这一点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就有体现。
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理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更好地将培养国民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融合，甚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注重结果并非没有弊病，关键在于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至于腐败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加大惩罚力度。
中国新闻周刊：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排名只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你认为中国的短板在哪里？另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马和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和国家一段时间的目标和政策倾向有关。巴西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扫盲项目都很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政策优先”为社会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但也并非完美。比方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年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中国百姓的直接感受是可以利用网络更自由地表达了。你认为互联网在中国人参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和励：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尤其是社交网络等公共舆论平台的出现，让很多年轻人自由表达，甚至培养了他们的政治意识。社会媒体应该在国民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政府和国民互动的良性桥梁。有时候，社会媒体可以引起政府对更多社会问题的重视。比如在2011年动车事故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一直通过网络表达对安全的担忧，进而推动了政府作出一定的改变。
现金转移支付在中国有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巴西、印度等国实行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是发展中国家率先实践提高人类发展政策的范例，你认为同样的政策在缩小中国贫富差距方面是否可行？
马和励：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巴四、印度等国也有不少问题，但有针对性的政策的确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很有成效。巴西等国将现金转移支付给贫困家庭，通常有足条件的。比如说预先规定要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或者对孩子的健康护理等。他们做的规模比较大，有些项目能够覆盖100多万家庭。
目前中国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更多是比较零散的，比如农村孩子的营养餐计划等，有待进一步观察效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中国推行一些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项目，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很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循序渐进往往能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有分析预测，到2016年，中国将成长为世界第一本经济体，到时候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自身又意味着怎样的挑战？毕竟提高人均收入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马和励：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个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这将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第一第二的排名，而是人的生活有没有随之变好。
过去50年，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快乐指数并没有因此提高。如果经济发展了，生活更复杂了，这恐怕不是幸福。如果你每天上班要两小时，下班要两小时，一天有4个小时用于通勤，你会觉得幸福吗？再比如在一些传统国家，妇女地位很低，她们对现状并没有抱怨，但不意味着这是幸福社会。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变，有些地方很发达，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媲美，但很多农村地区却比较落后。人们都往城市跑，或许应该降低城镇化门槛，让更多的人在当地就业。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问题的所在，也能够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