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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文学中的巅峰之作，刻画了一系列被科举文化扭曲与异化的人物。本文具体以周进、范进、严监生为例，从封建社会所存在的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儒林文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生存状态，从而探究他们人格异化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儒林外史》 科举制度 异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9
一、《儒林外史》中人物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
科举制是我国由隋朝建立至清末废除的一种选拔人才、分派官职的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明清时期，古板的“八股取士”因其形式遵循守旧，日益僵化，完全脱离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丧失了积极意义，成为残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
明清两代，科举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读书、参试、做官是清代科举制度下文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增加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因此，文人几乎把科举中榜看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了民间流传的名言警句，“遗子黄金满篇，不如一经”是知识分子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入仕为官成了他们终身奋斗的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科举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共识。士子们经受着严酷的精神摧残和生活压力，人格破损萎缩，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用尽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榜上有名，一举成功。由于“官本位”思想，让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考场，变成了士子们角逐的战场。在这样的利益目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的学习风气日益败坏，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科举制度也随着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败落。《儒林外史》正是清代科举制度社会的产物，吴敬梓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大批儒林形象，这些士子在科举制钳制之下，性格被异化，灵魂被扭曲。
二、《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下的异化人物
1.科举制度下的畸形儿“二进”
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他们耗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但在科场上却屡试不中，几十年的科场失意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辛酸、困顿和屈辱。
周进一生参加无数次科举考试，却“不曾中过学”，60多岁还是老童生一个。新进秀才梅玖当众嘲笑挖苦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童声小友”，不屑与之“序齿”，甚至还编了一首诗来挖苦他“呆，秀才，吃长斋……。”一个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能把周进的尊严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发了”的举人王惠更是在周进面前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扫了一早晨。周进打扫的是残渣剩屑，但呈现的却是穷塾师的卑微和辛酸。如果不中举，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以保住。长期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终使他有朝一日爆发。当他去省城参观贡院，见到因为自己不是秀才而无权沾边的号板时，不禁万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伏着号板放声大哭，致使口中鲜血直流，郁结在他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此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范进，也是老童生，屡次参加科考，都以失败告终，在家遭受冷落，在外遭遇冷眼。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妻子竟对他呼东唤西，老丈人胡屠户对他更是百般喝斥。因参加乡试没有路费，去找老丈人商议，却被老丈人一口唾沫吐在脸上，还嚷嚷大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发榜那天，家里无米下锅，范进却抱着唯一一只生蛋老母鸡去集上卖，邻居找来报喜，却不肯相信，可怜哀求不要开玩笑，不要去戳那淌血的伤口。正是由于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才不敢相信中举。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却惊喜发疯，“噫！好了！我中了！”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让人不寒而栗，也隐含着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摧残人尊严的悲愤。
周进的“哭”，范进的“疯”，都是在内心积蓄大半辈子的屈辱和辛酸的总爆发，是在特定时刻情感的宣泄。他们极度渴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突然降临，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和疯这两种极端的情感表达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文人们对于八股科举如痴如狂的心态，作者以震撼人心的艺术之笔，揭露了科举制度害人之深。
2.科举制度下的“守财奴”
严监生本来叫做严致和，只因是个监生就被称作严监生。“两茎灯草”是他的一个经典性细节，被定性为爱钱如命的吝啬鬼、守财奴，是《儒林外史》中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
按科举律例，从秀才里选拔出来贡献到国子监肆业的叫贡生，贡生与举人、进士出身者一样，被视为正途。而监生只是标志着具有了同秀才一样参加考试的资格，监生比贡生功名低，更何况监生还是花钱买来的。在生存的大环境里，科举盛行，功名高低甚至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在朝廷和社会的双向作用下，一般进了学的文人，即使不做官，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结交达官贵人，横行乡里。
在这种境况下，严监生活得卑下委屈。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钱积得不够多，而是未能进学。在病重时向王德、王仁吐露了肺腑之言：“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所谓的“大房”也就是哥哥严贡生，就是因为没有“进个学”，终日受气。这种未曾进学的情结与胆小性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严监生的卑微人格。他深感自己生存的卑微，凡事畏灾惧祸，处事小心谨慎，唯恐不周全得罪了人。金钱也就成了他生存的武器和保全自己和家人免受伤害的重要手段。他收地租，开铺，兢兢业业管理着自己的产业，也是为了积聚金钱。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金钱越来越多，而是为了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更好地安身立命，为了在人际交往中为自己加一份砝码。对两位秀才舅爷，严监生是恭恭敬敬，惟恐怠慢不尊。为了子孙大业，严监生欲将生儿子的妾扶正，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严监生不敢得罪两位舅爷，先以妻子“留为遗念”为由各送了一百两银子，接着又送给两位舅奶奶些许首饰。妻子死时，两位舅奶奶将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光，连妾在仪式上戴的赤金冠子也拾起来带走，但这一大批价值昂贵的财物严监生哪敢追讨，只是“舍钱求安”的态度，反而又送了两家许多物资，又各封了二百两银子作为舅爷们的盘缠，如此慷慨，充分显示了严监生活得不自信。
他再三笼络两位舅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未进学，功名低，借两位有科举前程的“秀才”来给自己壮胆撑门面，以此与霸道的严贡生抗衡；另一方面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势单力薄，需要亲戚们的照应。严监生就是这样，活的卑微，死的窝囊。通过对严监生这一守财奴的无情批判，让我们认识到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异化人物的悲悯和丑陋。
关键词：《儒林外史》 科举制度 异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9
一、《儒林外史》中人物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
科举制是我国由隋朝建立至清末废除的一种选拔人才、分派官职的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明清时期，古板的“八股取士”因其形式遵循守旧，日益僵化，完全脱离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丧失了积极意义，成为残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
明清两代，科举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读书、参试、做官是清代科举制度下文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增加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因此，文人几乎把科举中榜看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了民间流传的名言警句，“遗子黄金满篇，不如一经”是知识分子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入仕为官成了他们终身奋斗的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科举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共识。士子们经受着严酷的精神摧残和生活压力，人格破损萎缩，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用尽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榜上有名，一举成功。由于“官本位”思想，让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考场，变成了士子们角逐的战场。在这样的利益目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的学习风气日益败坏，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科举制度也随着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败落。《儒林外史》正是清代科举制度社会的产物，吴敬梓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大批儒林形象，这些士子在科举制钳制之下，性格被异化，灵魂被扭曲。
二、《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下的异化人物
1.科举制度下的畸形儿“二进”
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他们耗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但在科场上却屡试不中，几十年的科场失意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辛酸、困顿和屈辱。
周进一生参加无数次科举考试，却“不曾中过学”，60多岁还是老童生一个。新进秀才梅玖当众嘲笑挖苦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童声小友”，不屑与之“序齿”，甚至还编了一首诗来挖苦他“呆，秀才，吃长斋……。”一个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能把周进的尊严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发了”的举人王惠更是在周进面前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扫了一早晨。周进打扫的是残渣剩屑，但呈现的却是穷塾师的卑微和辛酸。如果不中举，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以保住。长期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终使他有朝一日爆发。当他去省城参观贡院，见到因为自己不是秀才而无权沾边的号板时，不禁万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伏着号板放声大哭，致使口中鲜血直流，郁结在他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此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范进，也是老童生，屡次参加科考，都以失败告终，在家遭受冷落，在外遭遇冷眼。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妻子竟对他呼东唤西，老丈人胡屠户对他更是百般喝斥。因参加乡试没有路费，去找老丈人商议，却被老丈人一口唾沫吐在脸上，还嚷嚷大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发榜那天，家里无米下锅，范进却抱着唯一一只生蛋老母鸡去集上卖，邻居找来报喜，却不肯相信，可怜哀求不要开玩笑，不要去戳那淌血的伤口。正是由于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才不敢相信中举。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却惊喜发疯，“噫！好了！我中了！”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让人不寒而栗，也隐含着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摧残人尊严的悲愤。
周进的“哭”，范进的“疯”，都是在内心积蓄大半辈子的屈辱和辛酸的总爆发，是在特定时刻情感的宣泄。他们极度渴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突然降临，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和疯这两种极端的情感表达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文人们对于八股科举如痴如狂的心态，作者以震撼人心的艺术之笔，揭露了科举制度害人之深。
2.科举制度下的“守财奴”
严监生本来叫做严致和，只因是个监生就被称作严监生。“两茎灯草”是他的一个经典性细节，被定性为爱钱如命的吝啬鬼、守财奴，是《儒林外史》中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
按科举律例，从秀才里选拔出来贡献到国子监肆业的叫贡生，贡生与举人、进士出身者一样，被视为正途。而监生只是标志着具有了同秀才一样参加考试的资格，监生比贡生功名低，更何况监生还是花钱买来的。在生存的大环境里，科举盛行，功名高低甚至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在朝廷和社会的双向作用下，一般进了学的文人，即使不做官，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结交达官贵人，横行乡里。
在这种境况下，严监生活得卑下委屈。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钱积得不够多，而是未能进学。在病重时向王德、王仁吐露了肺腑之言：“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所谓的“大房”也就是哥哥严贡生，就是因为没有“进个学”，终日受气。这种未曾进学的情结与胆小性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严监生的卑微人格。他深感自己生存的卑微，凡事畏灾惧祸，处事小心谨慎，唯恐不周全得罪了人。金钱也就成了他生存的武器和保全自己和家人免受伤害的重要手段。他收地租，开铺，兢兢业业管理着自己的产业，也是为了积聚金钱。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金钱越来越多，而是为了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更好地安身立命，为了在人际交往中为自己加一份砝码。对两位秀才舅爷，严监生是恭恭敬敬，惟恐怠慢不尊。为了子孙大业，严监生欲将生儿子的妾扶正，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严监生不敢得罪两位舅爷，先以妻子“留为遗念”为由各送了一百两银子，接着又送给两位舅奶奶些许首饰。妻子死时，两位舅奶奶将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光，连妾在仪式上戴的赤金冠子也拾起来带走，但这一大批价值昂贵的财物严监生哪敢追讨，只是“舍钱求安”的态度，反而又送了两家许多物资，又各封了二百两银子作为舅爷们的盘缠，如此慷慨，充分显示了严监生活得不自信。
他再三笼络两位舅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未进学，功名低，借两位有科举前程的“秀才”来给自己壮胆撑门面，以此与霸道的严贡生抗衡；另一方面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势单力薄，需要亲戚们的照应。严监生就是这样，活的卑微，死的窝囊。通过对严监生这一守财奴的无情批判，让我们认识到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异化人物的悲悯和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