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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的移位性使语言的内容不受时空限制，有观点认为，语言的移位性使人类具有了抽象思维能力。以此为出发点，从语言起源的角度，通过人类祖先打制石器的发展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最终认为，语言与思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关键字：语言 思维 移位性 人类祖先
中图分类号：H0-05
1.从语言的移位性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我们讨论某种抽象的理论，谈论某件历史事件，表达对未来的期许，都离不开语言的移位性。赋予人类语言这种能够不受时空限制能力的，就是语言的移位性。语言的移位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有种观点认为，当我们能够讨论不存在于当时当地的事物时，我们就获得了理解抽象事物的能力。换句话说，因为语言具有移位性，能够让人类的谈话内容不受时空限制，所以人类的思维也因此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即可以进行抽象思维。语言的移位性使人能进行抽象思维，这一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上述观点中语言与思维的因果关系到底成立与否？
2. 从语言起源角度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完整的人类语言系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人类的祖先群居生活，协作狩猎，共同劳动，共同抵御自然界的各种危险。在与自然接触并逐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模糊的思维内容和方式。狩猎劳动中指挥大家统一行动，遇到危险时通知同伴，劳动之余交流感情，交流传授劳动经验，都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达，这种信号就是语言的前身。信号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劳动号子，对自然界声音的模拟，肢体语言等等。虽然这些形式各异的信号还没有发展成熟为复杂的语言系统，但却发挥着与成熟语言类似的作用。它们不仅能够起到交流沟通思维内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思维内容和方式记录下来，逐渐积累，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祖先进行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
在成熟复杂的语言系统还没有形成的时期，语言的前身是一种口头或肢体上的行为，人类祖先的思维又是一种在人脑中进行的活动，都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留下可供研究的印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留下印记的非语言活动，如人类祖先劳动工具的制造，来考察语言系统形成前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能人是最早能制造劳动工具的人，能人打制的石器在坦桑尼亚Olduvai峡谷出土最多，也最为典型。但是，能人打制的石器很难说哪一件是按照某一预定形状打制的，都是利用石头本来的形状，粗略加工而成。在230多万年前到100多万年前的漫长时间里，能人打制的石器也看不出技术上有明显进步。（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一时期的石器没有共同的形状特征，说明能人对石器的打造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阶段。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某一用途工具的确定形象，或者说头脑中没有特定工具的清晰的思维内容。既然没有思维内容，用来表达思维内容的语言就更谈不上了。在有关工具的清晰的思维和语言都处在一篇混沌中时，打制工具技术上的进步是不可能出现的。
能人之后是至少150万年前出现的直立人。有些考古学家（如Johanson 1996）把在非洲发现的与亚洲直立人年代和进化程度相当但形态略有差异的古人类称为匠人（Homo ergaster），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这种人打制石器的技术明显比能人高。匠人打制的石器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形状，如手斧，砍刀，镐等，打制过程也复杂一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cheulean 手斧。许多地区都出土了形状相似的手斧。但是，在150多万年前到约25万年前的漫长岁月里，石器的种类没有怎么增加，技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一时期的石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形状，说明匠人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特定用途工具的确定形象，有了工具形状的清晰的思维内容。此外，形状相似的手斧在不同地点出土，说明匠人已经把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内容通过各种语言前身形式或不成熟的语言进行了交流。匠人们不再需要看到一个手斧的样子才能打制出另一个手斧。但是，石器种类没有增加，技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就说明匠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极为有限。通过语言记录下来的思维内容还没有积累到能再次促进思维发展的程度，亦或是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完全记录思维内容的程度。陈国华（1996/2002：F32～F34）认为很可能是其发音器官不够发达，发不出全范围的人类语音。
到了10-4万年前的中层旧石器时代，石器的种类开始多样化，由过去以手斧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多种经过修理的刮削器为主。进入约4万年前开始的上层旧石器时代后，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原来的石片业被石刃业取代，在石刃的基础上，加工出了包括刻刀，穿孔器，钻孔器在内的各种专门用途的石器和骨器。而综合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在10-4万年前之间，人类应该有了一些相当发达的原始语；从大约4万年起，这些原始语应该在词汇和语法上迅速丰富起来，开始向现代语过渡。（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说明，10-4万年前，人类祖先能够利用原始语把有关工具的思维内容记录下来并不断积累，积累下来的思维内容又经过思维的处理，有了质的变化，出现了工具的创新，工具种类多样化出现。不断发展的思维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丰富起来，能够更好的发挥语言交流、记录思维内容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共同进步，使进入上层旧石器时代后打制工具的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
透过人类祖先打制劳动工具技术上逐步进步的过程，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思维的发展与语言的成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成熟。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语言与思维始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3.结论
综上所述，语言与思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由简单逐步发展到复杂。回到文章的出发点，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的移位性对于抽象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因为语言有移位性，所以人类能进行抽象思维。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语言与思维的作用是相互的。
参考文献
陈国华，导读。Jean Aitchison 主编，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2002：F32～F34。
向明友，张兢田，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4期，2009：91～95。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006。
关键字：语言 思维 移位性 人类祖先
中图分类号：H0-05
1.从语言的移位性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我们讨论某种抽象的理论，谈论某件历史事件，表达对未来的期许，都离不开语言的移位性。赋予人类语言这种能够不受时空限制能力的，就是语言的移位性。语言的移位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有种观点认为，当我们能够讨论不存在于当时当地的事物时，我们就获得了理解抽象事物的能力。换句话说，因为语言具有移位性，能够让人类的谈话内容不受时空限制，所以人类的思维也因此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即可以进行抽象思维。语言的移位性使人能进行抽象思维，这一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上述观点中语言与思维的因果关系到底成立与否？
2. 从语言起源角度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完整的人类语言系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人类的祖先群居生活，协作狩猎，共同劳动，共同抵御自然界的各种危险。在与自然接触并逐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模糊的思维内容和方式。狩猎劳动中指挥大家统一行动，遇到危险时通知同伴，劳动之余交流感情，交流传授劳动经验，都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达，这种信号就是语言的前身。信号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劳动号子，对自然界声音的模拟，肢体语言等等。虽然这些形式各异的信号还没有发展成熟为复杂的语言系统，但却发挥着与成熟语言类似的作用。它们不仅能够起到交流沟通思维内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思维内容和方式记录下来，逐渐积累，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祖先进行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
在成熟复杂的语言系统还没有形成的时期，语言的前身是一种口头或肢体上的行为，人类祖先的思维又是一种在人脑中进行的活动，都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留下可供研究的印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留下印记的非语言活动，如人类祖先劳动工具的制造，来考察语言系统形成前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能人是最早能制造劳动工具的人，能人打制的石器在坦桑尼亚Olduvai峡谷出土最多，也最为典型。但是，能人打制的石器很难说哪一件是按照某一预定形状打制的，都是利用石头本来的形状，粗略加工而成。在230多万年前到100多万年前的漫长时间里，能人打制的石器也看不出技术上有明显进步。（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一时期的石器没有共同的形状特征，说明能人对石器的打造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阶段。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某一用途工具的确定形象，或者说头脑中没有特定工具的清晰的思维内容。既然没有思维内容，用来表达思维内容的语言就更谈不上了。在有关工具的清晰的思维和语言都处在一篇混沌中时，打制工具技术上的进步是不可能出现的。
能人之后是至少150万年前出现的直立人。有些考古学家（如Johanson 1996）把在非洲发现的与亚洲直立人年代和进化程度相当但形态略有差异的古人类称为匠人（Homo ergaster），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这种人打制石器的技术明显比能人高。匠人打制的石器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形状，如手斧，砍刀，镐等，打制过程也复杂一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cheulean 手斧。许多地区都出土了形状相似的手斧。但是，在150多万年前到约25万年前的漫长岁月里，石器的种类没有怎么增加，技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一时期的石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形状，说明匠人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特定用途工具的确定形象，有了工具形状的清晰的思维内容。此外，形状相似的手斧在不同地点出土，说明匠人已经把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内容通过各种语言前身形式或不成熟的语言进行了交流。匠人们不再需要看到一个手斧的样子才能打制出另一个手斧。但是，石器种类没有增加，技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就说明匠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极为有限。通过语言记录下来的思维内容还没有积累到能再次促进思维发展的程度，亦或是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完全记录思维内容的程度。陈国华（1996/2002：F32～F34）认为很可能是其发音器官不够发达，发不出全范围的人类语音。
到了10-4万年前的中层旧石器时代，石器的种类开始多样化，由过去以手斧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多种经过修理的刮削器为主。进入约4万年前开始的上层旧石器时代后，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原来的石片业被石刃业取代，在石刃的基础上，加工出了包括刻刀，穿孔器，钻孔器在内的各种专门用途的石器和骨器。而综合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在10-4万年前之间，人类应该有了一些相当发达的原始语；从大约4万年起，这些原始语应该在词汇和语法上迅速丰富起来，开始向现代语过渡。（陈国华，1996/2002：F32～F34）
这说明，10-4万年前，人类祖先能够利用原始语把有关工具的思维内容记录下来并不断积累，积累下来的思维内容又经过思维的处理，有了质的变化，出现了工具的创新，工具种类多样化出现。不断发展的思维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丰富起来，能够更好的发挥语言交流、记录思维内容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共同进步，使进入上层旧石器时代后打制工具的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
透过人类祖先打制劳动工具技术上逐步进步的过程，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思维的发展与语言的成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成熟。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语言与思维始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3.结论
综上所述，语言与思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由简单逐步发展到复杂。回到文章的出发点，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的移位性对于抽象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因为语言有移位性，所以人类能进行抽象思维。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语言与思维的作用是相互的。
参考文献
陈国华，导读。Jean Aitchison 主编，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2002：F32～F34。
向明友，张兢田，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4期，2009：91～95。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