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业绩预告是上市公司在正式公布定期报告前，预先披露公司该会计期间业绩的大致情况，属于企业内部人对未来盈利状况的预测。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一方面，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需求逐步增加；另一方面，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高额代理成本、防止“柠檬市场”(Akerlof，1970)崩溃，公司也总是试图公布各种内部信息，以“发信号”的形式将自身与市场内其他公司区别开。 但业绩预告并非如同财务报告那样被强制披露，且在决定预告的前提下，管理层仍掌握着选择预告语言方式的主动权，因此我们发现，最终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会向市场传递这一预测性“信号”；即使传递，他们所使用语言的精确程度也各异。 国外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早，至今己日趋发达，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外部投资者都比较成熟，相对有能力解读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披露行为；而他们的法律体系也相对健全，业绩预告制度在经历几次变迁之后已趋于完善，表现为管理层在披露预测性信息时，一方面受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以下简称为PSLRA)的鼓励和保护，另一方面又因为10b—5规则的存在而面临更严格的外部监管，当他们的预告信息过于失真、或是对影响公司盈利的重大问题隐瞒不告从而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时，外部投资者有能力依据明确法律条文和实例对公司提请法律诉讼，且由于法律执行力度较大，公司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 但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制度背景与国外存在根本区别。我国的业绩预告制度起步较晚，到2002年底才基本得以建立，交易所一直担任一线监督者，证监会并未为此制定具体监管措施。加之地域禀赋及政府政策导向差异，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发展程度各异，体现为司法执行力度存在差别、地方政府干预市场为公司带来的寻租成本也不同；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初衷便是为国有经济脱困服务，且早期新股发行上市实施的是额度制和行政审批制，大部分国有企业凭借强大的政府背景得以通过改制成功上市，并构成上市公司的主体。股权性质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公司对市场反应的敏感度不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更依赖证券市场完成其融资计划，因此也更关注市场投资者对公司预告信息的需求及反应。此外，“一股独大”也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代名词。因此，除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外，我国上市公司还具有独特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由于控股股东股权过于集中，后者逐渐成为我国公司治理关注的重点。 总的来说，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差异，公司之间控股股权性质、股权结构安排等内部治理机制也不尽相同，这也为我们从中国制度背景出发，综合考虑内外部治理环境、公司特征因素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预告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本文遵循“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经济后果→下期经济行为”的分析模式，以2003—2005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管理层年度业绩预告行为及预告语言的精确度特征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了外部治理环境、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公司特征因素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若管理层决定预告，其预告语言的精确程度缘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 1、市场化程度越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管理层预告年度业绩的可能性越大：市场集中度越低、行业内竞争越激烈，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预告年度业绩的可能性更小；若预告，预告语言精确度更低。总的来说，外部治理环境越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可能性越大；若预告，预告语言的精确度越高； 2、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预告年度业绩的可能性更高，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明显；若预告，这类公司预告语言的精确度更高。股权集中度越小、股权制衡能力越强，管理层预告年度业绩的可能性越大；若预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越大，预告语言的精确度越高。总的来说，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绩预告信息的披露。 3、公司经营不确定越小、公司规模越大、债务压力越小，管理层预告业绩的可能性越大；若预告，预告语言的精确度也越高。 现有关于预告经济后果的文献，大多偏重于研究管理层业绩预告对公司“外部人”的作用，却很少有人关注该预告对公司自身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以2003—2005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为切入点，进一步考察了受内外部治理环境影响的业绩预告行为，以及若预告、该预告语言的精确度特征，是否会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带来额外的动机或压力，从而改变公司最终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1、管理层提供业绩预告这一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增加； 2、全样本中，若管理层预告当年业绩，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不管是操纵性应计利润还是线下项目利润，都显著高于国有控股公司；但在预告子样本中，非国有控股的股权性质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不会因管理层预告语言精确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3、在提供业绩预告的子样本中，相对于定性描述而言，管理层预告语言的精确度越高，公司对线下项目利润的调整幅度越少，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小； 4、在提供业绩预告的子样本中，管理层若预告“好消息”，公司线下项目利润将显著增加，即盈余管理程度更大；此时，相对于定性描述而言，管理层预告语言的精确度越高，公司的线下项目利润越小，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小。 本文认为将时间段拉长，一个在资本市场中持续发展的公司，其行为最终必定是各方动态博弈下的均衡结果。因此，本文最大的特点便在于，研究并没有停留在预告行为的经济后果上，而是再向前推进了一步，继续考察了当期预告的经济后果、即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对管理层下期预告行为，以及若预告，对下期预告语言精确度的影响。本文沿用2003—2005年度提供业绩预告的A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数据，以衡量当期预告的经济后果，并将时间段向后推进一年，以2004—2006年预告行为及预告语言的精确度为新的研究对象，探讨预告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 1、当期提供业绩预告的公司，当期盈余管理程度、特别是线下项目利润越大，管理层下期继续预告年度业绩的可能性显著减小； 2、当期提供业绩预告的公司，管理层下期若继续提供预告，其预告语言的精确度将随着当期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特别是那些非国有控股公司或当期年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这两者的关系更加明显。 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治理机制越有效，管理层提供业绩预告的可能性越大；若预告，预告语言的精确度将更高。业绩预告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增加盈余管理程度；但随着预告语言精确度的提高，线下项目利润显著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考虑动态均衡时只考虑了滞后一期效应，结果仍然表明当期预告且盈余管理程度高的公司，下期继续预告的可能性降低；若仍继续预告，预告语言也趋于模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