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多变的转型制度环境出发,关注了中国政府实施的管制。理论分析表明,政府实施的管制只有在管制对象相对简单、管制规则较清晰时才会得以落实。以证监会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初始“早改早收益”的政策许诺为例,证监会对股改地区和股改公司分别实施了新股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管制和再融资(Secondary EquityOffering,SEO)管制:积极推行股改的地区将获得证监会IPO政策的倾斜；率先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将优先获得再融资资格。本文研究发现,受政策执行成本等诸多因素影响,证监会在地区间分配IPO配额时并没有考虑地区推进股改的积极性,证监会对地区的IPO管制并没有落实,股改积极地区并没有得到更多IPO配额,证监会的管制声誉受到影响,股改初期积极性很高的地区在2006年因此放慢了股改的速度；证监会在股改期间审核已经上会的公司时,也没有考虑到所属地区推进股改的积极性,股改积极地区较多申请IPO公司遭否决。　　 为全面推进股改,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实施了SEO管制。本文认为相比证监会对股改地区“点对面”监管而言,证监会对股改公司“点对点”监管成本更小,证监会更易观察到股改公司的努力程度,且管制规则清晰。研究发现,证监会落实了SEO管制,兑现了其政策承诺,较早完成股改公司的SEO申请更早地通过了证监会的审批；证监会SEO管制有利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在分配SEO配额时,证监会同时关注了股改公司给予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力度,对流通股股东权益保护力度越强,再融资申请越易获通过；研究同时发现,率先股改公司的质量显著高于后股改公司,证监会SEO政策对其倾斜并未影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和管制经济后果等做了尝试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