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中德两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1941年7月，纳粹政府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政府遂宣布与德国断交。这20年是中德两国近现代史上交往甚密的一段时期，两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有过紧密的合作。其间中国知识界对德国关注度颇高，民国学者对德国的重大事件的分析述评、对德国思想文化的译介认知构成了官方交往之外中德关系的另一个横断面。基于此，本文选取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1921年至1941年间以德国为主的报道、述评，以考察这一时期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民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形象的认知，挖掘其形成原因和内在机制。
　　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由五章组成，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进行考察。前三章以杂志中涉德政治题材文本为分析对象，分别考察魏玛共和国时期(1921-1933.01)、第三帝国前期(1933.01-1939.08)、二战初期(1939.09-1941)等三个阶段中民国知识界对德国政局的认知和评价：第一章考察《东方杂志》中对动荡的德国政局、鲁尔危机和上西里西亚归属等一战遗留问题的妥协和解决、德皇威廉二世和兴登堡等德国政坛人物、反思一战等四个方面的述评，厘清时人眼中含垢忍辱、勉力复兴的新兴民主共和国形象；第二章从独裁统治的开端、重整军备和征服捷奥、德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和预言二战等四个方面展开，这一时期，知识界眼中的德国形象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希特勒上台的前三年，时人笔下的德国仍是一个从危机中崛起、努力摆脱凡尔赛和约束缚、自强不息的欧洲新兴强国形象，但随着希特勒雄心日炽、德国在毁约扩军之路上越走越远，其侵略者的面目已越来越清晰；第三章主要分析《东方杂志》对欧洲战场、德意日军事同盟、德苏关系的述评，随着中德两国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关系逐步迈向终点，知识界终于认清德国侵略者的本质，此时知识界视德国为一个公然主张暴力、侵略永无止境的法西斯国家，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第四章围绕杂志中对德国经济情况的论述展开，一战后的“欧洲祸根”——赔款问题、经济危机前后的德国、第三帝国的经济真相是知识界关注的要点。时人对身负赔款重压的德国表示同情，也为通胀后迅速复兴的德国经济加以赞叹，同时也在时间的推移中认清了第三帝国“经济奇迹”背后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和通过掠夺他国富源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的“暴力现代化”的真相。
　　第五章透过民国学人对“德国国民性”的阐释考察知识界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德国文化中体现出的勤俭、服从、尊重秩序、富有组织且擅长哲学思辨等优秀的民族品质和其排外、唯我独尊、纵情任性等负面民族性格受到国人的瞩目。民国学者在德国文学中也找到了德国国民性的印迹，即文豪歌德笔下的积极进取、笃于实践、永不自我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认为其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改造苟安、守旧的国民性”的一剂良药。
　　在主体论述的基础上，本研究能大致呈现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民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德国形象、嬗变过程及其原因。民国知识界对德国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民国学人心怀爱国热忱，在国难当头之际，关注国际格局，联系中国实际，以智识指导舆论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