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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墨西哥发生了金融危机,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持续衰退,1997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并波及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不断提高”。这种经济、社会现实提出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即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外,还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关系社会制度问题,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制度障碍,存在着植根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只有让那些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民逐步富裕起来,合理分配全球资源和社会财富,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扩大需求,才能吸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能力所提供的市场供给。而社会主义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和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就要求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要求人类社会持续繁荣和昌盛。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仅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内有意义,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意义,这是全球历史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这就决定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概述了它产生的国际背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问题”,程度不同地触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此促成了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各个国家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二者的交互影响导致了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起源的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经济化、政治化和制度化,这些新特点和新趋势构成了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大环境。每个国家无论是推进本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还是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都必须认识并适应这些新趋势的要求。其次,阐述了它形成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确立了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的演变与现实的人的活动和发展的关系,而且对可持续发展做了早期的探索,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条件下存在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性,论证了只有进行制度的变革才能消除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和由劳动异化而造成的自然异化现象,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唯物史观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却出现了某些忽略环境和人口制约作用的观念。如斯大林的离开人口和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的抽象以及毛泽东对“人手”的过分强调。江泽民恢复了唯物史观的权威,弘扬了其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包含着社会性的方面如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还包含着自然性的方面如消除污染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也“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再次,论证了它产生的必然性。为了尽早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首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它把经济的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的基础上。而这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不足,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国情所不能承载的。最后,基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阐明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逐步提出和它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是江泽民对可持续发展科学内涵的界定。首先,说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前提是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虽然“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是前提,经济是基础。其次,阐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既非理想主义的模糊经济发展前提性对生态和社会目标提出过高要求,亦非急功近利的片面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它要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最后,阐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要消除劳动异化和由劳动异化而造成的自然异化现象,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灭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现象。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现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而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这也就决定了现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的不可回避性以及由此所致的生态问题。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生态文明必须和物质、精神、政治文明一起推进。 第三章是江泽民关于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思想。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牢牢地把握住世界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脉搏,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构建出了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系统。首先,阐述了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只有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回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要求,丰富了生产力范畴的内涵、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权思想、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拓展了研究国际关系的新视野。其次,阐述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们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江泽民对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论”进一步展开,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次,深刻阐明体制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动力。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其发展道路充满了风险和曲折,根本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之所以接近具备“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的可能性,是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最后,阐述观念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传统工业文明走过的是一条非持续发展的道路。它集中表现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唯物质主义的幸福观。通过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观的反思,说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必要性。 第四章是江泽民关于可持续发展保障的论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革,它必然要求国家采取多种手段从各方面予以保障。首先,实施依法治国,提供有利于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环境;其次,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有利于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最后,加强国际合作,提供有利于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然需要中国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以期尽早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最终实现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是江泽民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计。首先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含产业、区域、城乡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走出去”对外战略的实施;其次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战略包括: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构建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消费模式,开展扶贫开发以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最后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鉴于我国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消弭存在的问题,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六章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说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必然是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梳理,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科学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论述了提高人的素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必须努力提高人的素质,加紧人力资源的开发;最后论证从加强物质、政治、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来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又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以一种宽阔的世界眼光认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是对过去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实行不可持续发展的反思,是一个考虑了人口因素、人权理念和生态约束的整体发展观和系统发展观,是新世纪发展观念的高度概括,并将继续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