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30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有些奢侈，有些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常年卧病在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咽进肚里。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是一个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的年代。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通过写作，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上苍看我对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上苍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我也就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我对图书馆中18、19世纪的长篇小说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气息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
　　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所以，当我读到18、19世纪的世界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菜一样，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20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和《城堡》等，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沟通了。就是到了90年代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感到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阅读，不仅常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扼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一次高攀的良机。这既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人生甘苦，也让我在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熟季的庄稼地里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阅读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在许多时候，读书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经历，还是自己写作的经历，还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的不好。
　　（选自 阎连科《写作最难是糊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