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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内好之《鲁迅》中的鲁迅形象反映出了作者希望通过被否定的对象获得一种新生的思想架构，从中可以抽取出有关落后民族本身所隐含的道德力量及为消灭恶而存在恶的这一内在批判逻辑。太宰治之《惜别》中的鲁迅形象发挥了作者本人的源于中日政治大背景下的文学想象力，描绘出纯朴的中国留学生的基于异国政治文化交错背景下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作者对于当时中国人自卑感的深切文化体察与艺术思虑。
关键词：竹内好 太宰治 鲁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竹内好是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太宰治是近代日本文坛著名作家。他们本来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是因为一个中国人——鲁迅，而使这二人进入了许多读者、研究者的视线之中，并往往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竹内好曾留学于中国，后写就了《鲁迅》，并翻译了鲁迅的很多作品，继而研究鲁迅，并成为日本第一人。太宰治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的文学创作特色及人生轨迹被人们冠以“无赖派”的代表。或许是出于个人早有的兴趣、军国主义政治背景的原因，使其完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写作任务，即以鲁迅留学日本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惜别》。他们二人之间无论是对鲁迅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分析，还是对其本人的了解与认识都存在着质量上的差别，从而形成了近代日本鲁迅研究上的两个不同广角下的视野。
一 “鲁迅”对竹内好的意义
竹内好生于1910年，于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学科，1937-1939年在北京留学，1943-1945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末期被迫从军到中国。战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鲁迅的人与文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具有不可比肩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被广大研究者、翻译者引述和参考。事实上，竹内好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鲁迅，在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如对巴金、丁玲、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人都有独到的认识与见地。并且他的研究也不仅限于文学，以对鲁迅的研究为基础，他还介绍了孙中山、毛泽东、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和生平，并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了体系化的阐释，进而形成了具有竹内话语模式的理论架构，成为在解读近代日中关系史的一面旗帜。
竹内好著作全集1982年9月由筑摩书房出版，有十七卷之多，其中被同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的主要集中在《何谓现代》、《近代的超越》、《作为方法的亚洲》、《国家的独立和理想》、《鲁迅》等几篇文章上。对于竹内好的介绍和研究已经很早就开始了，在中文语境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而在英文语境中是关于他《近代的超克》中的思想的阐述。由于其思想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以及表达方式的细微与独特，使得他的作品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同时，对于他作品的解读也常常处于一种模糊不定之中。当然，仅仅从《鲁迅》来进行研究会令人感到急功近利，也不可能把握竹内好思想的全部，但似乎可以为我们解答一下他研究鲁迅的目的与价值所在。通过竹内好对鲁迅人物形象的描画，可以为我们进入竹内好的思想世界提供一种量上的积累，也是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定格鲁迅思想境界的一个步骤。
竹内好的思想是将对“历史”、“近代”、“自我意识”等问题的思考与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以概念性、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这首先与他个人所学的专业、中国留学、从军及战后回归日本从事翻译、研究等有极大的关联性。正因为他的这种非学院派的特质，使他的表述少了几分晦涩，有时候甚至特别鲜明、具体。理解竹内好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关键点在于鲁迅的人与文学对他的一种映照。阅读鲁迅文学和研究鲁迅对于竹内好来说，甚至包括一种史学上的意义。而更令人关注的是，鲁迅之于竹内好思想的存在与影响。例如，其关于“东洋的近代”等问题的思考方法和“抵抗”思想的提出。综观竹内好的更多著作，他的思想脉络形成于1943年《鲁迅》完稿之时，此后虽然有《何谓现代》等表述更为系统，或者“近代的超越”以及在安保运动中的政治立场表现更为鲜明，但基本的思想取向已经完成，而且终其一生没有大的改变。正如孙歌所言：“在鲁迅逝世前后，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已经形成了某种一致的共识，那就是鲁迅在他个人的生涯里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转化成了他挽救民族精神的工作动力。”
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如果承认东方内部也有着不同形态上的现代化模式，那么就无法简单地断定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他认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毋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种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中国的新生。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假设，但是这一通过对落后的自觉而使现存力量的关系相对化的思想其本身就反映出它的意义之所在，即对于竹内好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思想构架的基底。竹内好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他将其作为思想的态度，从中可以抽取出有关落后本身所暗含的某种道德优势，进而使“为消灭恶而存在的恶”的这一内在批判的逻辑得以成立。竹内好与他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位活跃于多个领域的人物。他与大学时代的学友武田泰淳、增田涉、松枝茂夫等人在1935年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杂志《中国文学月报》。研究会的成员主要由当时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在校生、毕业生和喜爱中国文学的青年组成。作为民间学术团体，该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确立了与当时日本政府不同的中国观，为日本战后的现代中国文艺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率先将现代中国文学作为其正式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来说，竹内好无疑在日本走在了最前面。他以杂志《中国》为研究基地，连载了《为了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用来唤起人们对新中国的热情，也清算了他在战争末期几乎摇摆到军国主义一边的右翼思想。对于他来说，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人们对于近代日本也要进行一次道德上的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的未来。竹内好认为中国通过彻底否定旧道德而完成了再生，进而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看，竹内好最终确认中国走的是一条凤凰涅槃下的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 鲁迅的人与文学成为近代日本认识中国诊疗自己的自觉与非自觉前提下的选择。竹内好把鲁迅作为他的思想资源，这既和他个人受到的教育有关，也和当时日本的思想生产方式的多元与外向化有关。他说：“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之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部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的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这一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
二 《惜别》与太宰治的创作
太宰治生于1909年，卒于1948年。1933年他发表自传体小说《回忆》，受到文坛的注目，开始了其文学生涯，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逆行》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太宰治前期的作品大多抒写的是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反映出作者在不安的社会中预感到自己的衰亡及无可奈何的心理。如吉田精一所言：“他所歌颂的是虚无、颓废以及由个人意识过分强烈所引起的自我虐待。”这一带有自虐倾向的人生除了在生活中得以表现之外，也更多地通过文学得以折射，并以夫妇二人投河自尽最终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在太宰治的后期作品中，我们看到除了延续前期的创作风格外，还加入了对世事与政治的关照，其中《惜别》就是一篇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作品。
《惜别》的题名原本来自鲁迅留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辍学后，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送给他的留念照片上的题字。而作为书名的《惜别》是太宰治应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而创作的，这个事实使作品具有成为配合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御用小说”、“国策小说”的可能性大增。不过，太宰治本人对此进行了否认。他说：“我必须在此说明，这件工作完全是出于名叫太宰治的一个日本作家的责任而自由完成的，无论是情报局还是报国会，都未曾说过一句制约我写作或者提醒注意从而使事情复杂化的话。而且，我完成此书后提交官署，原封不动、未遭任何修改即获得通过。也许应当说朝野一心吧，这绝非我个人的幸福。”太宰治的表白或许可以理解为其作为文人的一定意义上的自尊、高傲，但如何完成这一创作、人物形象如何来塑造、完成的结果会怎样等等，这些恐怕作者不能没有过思考。
《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最初是以带着自卑感的孤独者的形象出现的。入学后不久他独自一个人乘船前往仙台附近的旅游胜地松岛旅游，自称自己是有故乡且飞来飞去的候鸟，甚至刚刚与他相识的日本同学田中卓也立刻意识到“这位留学生好像十分喜欢‘孤独’一词”。青年鲁迅的孤独与自卑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情绪，而是国家、民族地位的一种折射。这种描写体现出太宰治对于“支那人”自卑感的深切体察，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他也在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将中日政治、文化等重新嫁接起来的桥。事实上，鲁迅是完全可以充当这一角色的桥，只不过因为源于弱小民族而被无形中弱化了。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上位，对于中国人贫弱及自卑感的了解应当是作为日本人的一种常识或必然推断。或许太宰治对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实藤惠秀的《日华学堂之教育》、《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有所读的缘故，这样他在对鲁迅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上去容易理解一些。
对于作家太宰治而言，在对中国的了解上，他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的确存在着数量与本质意义上的巨大差距。不过，抛开是否存在着政治上的干预与影响来说，这种差异也并不意味着太宰的鲁迅观、中国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当然，职业化的中国研究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基于时间都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深化对中国的认识。然而，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也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模糊。如果说置身于“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于鲁迅、对于中国的视角是我们在抛开政治因素之后必须要面对和把握的。如董柄月所言：“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研究中国的是少数，而更多不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太宰治对鲁迅思想的理解似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单一或模糊的认识，这也是他被认为在创作上受军部左右的缘故。作为一个日本人，如果他没有对对象国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恐怕无法理解一个处于文化下位的弱国青年人的复杂心理，更何况这个文化下位的国度曾经是对方的师长。这种由文化的落差而导致的心理失衡既无法言表又受之难耐，进而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负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日俄战争的失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文明开化之后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意图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人的心理失衡、转向，而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向面前，一部分人由此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一部分人只能沉默或疯狂。鲁迅试图从这一普遍的心理枷锁上对“铁屋内”的百姓黎民呐喊“救救孩子！”，所以他最终弃医从文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之中。如李泽厚所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在挖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彭瑞智：《东方文学鉴赏辞典》，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太宰治：《后记·惜别》，中央公论社，1945年版。
[5] 董柄月：《〈惜别〉与“太宰鲁迅”》，《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25日。
作者简介：刘振生，男，1962—，辽宁昌图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关键词：竹内好 太宰治 鲁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竹内好是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太宰治是近代日本文坛著名作家。他们本来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是因为一个中国人——鲁迅，而使这二人进入了许多读者、研究者的视线之中，并往往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竹内好曾留学于中国，后写就了《鲁迅》，并翻译了鲁迅的很多作品，继而研究鲁迅，并成为日本第一人。太宰治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的文学创作特色及人生轨迹被人们冠以“无赖派”的代表。或许是出于个人早有的兴趣、军国主义政治背景的原因，使其完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写作任务，即以鲁迅留学日本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惜别》。他们二人之间无论是对鲁迅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分析，还是对其本人的了解与认识都存在着质量上的差别，从而形成了近代日本鲁迅研究上的两个不同广角下的视野。
一 “鲁迅”对竹内好的意义
竹内好生于1910年，于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学科，1937-1939年在北京留学，1943-1945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末期被迫从军到中国。战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鲁迅的人与文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具有不可比肩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被广大研究者、翻译者引述和参考。事实上，竹内好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鲁迅，在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如对巴金、丁玲、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人都有独到的认识与见地。并且他的研究也不仅限于文学，以对鲁迅的研究为基础，他还介绍了孙中山、毛泽东、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和生平，并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了体系化的阐释，进而形成了具有竹内话语模式的理论架构，成为在解读近代日中关系史的一面旗帜。
竹内好著作全集1982年9月由筑摩书房出版，有十七卷之多，其中被同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的主要集中在《何谓现代》、《近代的超越》、《作为方法的亚洲》、《国家的独立和理想》、《鲁迅》等几篇文章上。对于竹内好的介绍和研究已经很早就开始了，在中文语境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而在英文语境中是关于他《近代的超克》中的思想的阐述。由于其思想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以及表达方式的细微与独特，使得他的作品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同时，对于他作品的解读也常常处于一种模糊不定之中。当然，仅仅从《鲁迅》来进行研究会令人感到急功近利，也不可能把握竹内好思想的全部，但似乎可以为我们解答一下他研究鲁迅的目的与价值所在。通过竹内好对鲁迅人物形象的描画，可以为我们进入竹内好的思想世界提供一种量上的积累，也是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定格鲁迅思想境界的一个步骤。
竹内好的思想是将对“历史”、“近代”、“自我意识”等问题的思考与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以概念性、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这首先与他个人所学的专业、中国留学、从军及战后回归日本从事翻译、研究等有极大的关联性。正因为他的这种非学院派的特质，使他的表述少了几分晦涩，有时候甚至特别鲜明、具体。理解竹内好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关键点在于鲁迅的人与文学对他的一种映照。阅读鲁迅文学和研究鲁迅对于竹内好来说，甚至包括一种史学上的意义。而更令人关注的是，鲁迅之于竹内好思想的存在与影响。例如，其关于“东洋的近代”等问题的思考方法和“抵抗”思想的提出。综观竹内好的更多著作，他的思想脉络形成于1943年《鲁迅》完稿之时，此后虽然有《何谓现代》等表述更为系统，或者“近代的超越”以及在安保运动中的政治立场表现更为鲜明，但基本的思想取向已经完成，而且终其一生没有大的改变。正如孙歌所言：“在鲁迅逝世前后，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已经形成了某种一致的共识，那就是鲁迅在他个人的生涯里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转化成了他挽救民族精神的工作动力。”
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如果承认东方内部也有着不同形态上的现代化模式，那么就无法简单地断定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他认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毋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种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中国的新生。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假设，但是这一通过对落后的自觉而使现存力量的关系相对化的思想其本身就反映出它的意义之所在，即对于竹内好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思想构架的基底。竹内好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他将其作为思想的态度，从中可以抽取出有关落后本身所暗含的某种道德优势，进而使“为消灭恶而存在的恶”的这一内在批判的逻辑得以成立。竹内好与他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位活跃于多个领域的人物。他与大学时代的学友武田泰淳、增田涉、松枝茂夫等人在1935年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杂志《中国文学月报》。研究会的成员主要由当时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在校生、毕业生和喜爱中国文学的青年组成。作为民间学术团体，该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确立了与当时日本政府不同的中国观，为日本战后的现代中国文艺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率先将现代中国文学作为其正式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来说，竹内好无疑在日本走在了最前面。他以杂志《中国》为研究基地，连载了《为了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用来唤起人们对新中国的热情，也清算了他在战争末期几乎摇摆到军国主义一边的右翼思想。对于他来说，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人们对于近代日本也要进行一次道德上的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的未来。竹内好认为中国通过彻底否定旧道德而完成了再生，进而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看，竹内好最终确认中国走的是一条凤凰涅槃下的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 鲁迅的人与文学成为近代日本认识中国诊疗自己的自觉与非自觉前提下的选择。竹内好把鲁迅作为他的思想资源，这既和他个人受到的教育有关，也和当时日本的思想生产方式的多元与外向化有关。他说：“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之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部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的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这一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
二 《惜别》与太宰治的创作
太宰治生于1909年，卒于1948年。1933年他发表自传体小说《回忆》，受到文坛的注目，开始了其文学生涯，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逆行》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太宰治前期的作品大多抒写的是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反映出作者在不安的社会中预感到自己的衰亡及无可奈何的心理。如吉田精一所言：“他所歌颂的是虚无、颓废以及由个人意识过分强烈所引起的自我虐待。”这一带有自虐倾向的人生除了在生活中得以表现之外，也更多地通过文学得以折射，并以夫妇二人投河自尽最终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在太宰治的后期作品中，我们看到除了延续前期的创作风格外，还加入了对世事与政治的关照，其中《惜别》就是一篇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作品。
《惜别》的题名原本来自鲁迅留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辍学后，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送给他的留念照片上的题字。而作为书名的《惜别》是太宰治应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而创作的，这个事实使作品具有成为配合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御用小说”、“国策小说”的可能性大增。不过，太宰治本人对此进行了否认。他说：“我必须在此说明，这件工作完全是出于名叫太宰治的一个日本作家的责任而自由完成的，无论是情报局还是报国会，都未曾说过一句制约我写作或者提醒注意从而使事情复杂化的话。而且，我完成此书后提交官署，原封不动、未遭任何修改即获得通过。也许应当说朝野一心吧，这绝非我个人的幸福。”太宰治的表白或许可以理解为其作为文人的一定意义上的自尊、高傲，但如何完成这一创作、人物形象如何来塑造、完成的结果会怎样等等，这些恐怕作者不能没有过思考。
《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最初是以带着自卑感的孤独者的形象出现的。入学后不久他独自一个人乘船前往仙台附近的旅游胜地松岛旅游，自称自己是有故乡且飞来飞去的候鸟，甚至刚刚与他相识的日本同学田中卓也立刻意识到“这位留学生好像十分喜欢‘孤独’一词”。青年鲁迅的孤独与自卑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情绪，而是国家、民族地位的一种折射。这种描写体现出太宰治对于“支那人”自卑感的深切体察，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他也在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将中日政治、文化等重新嫁接起来的桥。事实上，鲁迅是完全可以充当这一角色的桥，只不过因为源于弱小民族而被无形中弱化了。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上位，对于中国人贫弱及自卑感的了解应当是作为日本人的一种常识或必然推断。或许太宰治对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实藤惠秀的《日华学堂之教育》、《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有所读的缘故，这样他在对鲁迅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上去容易理解一些。
对于作家太宰治而言，在对中国的了解上，他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的确存在着数量与本质意义上的巨大差距。不过，抛开是否存在着政治上的干预与影响来说，这种差异也并不意味着太宰的鲁迅观、中国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当然，职业化的中国研究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基于时间都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深化对中国的认识。然而，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也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模糊。如果说置身于“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于鲁迅、对于中国的视角是我们在抛开政治因素之后必须要面对和把握的。如董柄月所言：“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研究中国的是少数，而更多不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太宰治对鲁迅思想的理解似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单一或模糊的认识，这也是他被认为在创作上受军部左右的缘故。作为一个日本人，如果他没有对对象国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恐怕无法理解一个处于文化下位的弱国青年人的复杂心理，更何况这个文化下位的国度曾经是对方的师长。这种由文化的落差而导致的心理失衡既无法言表又受之难耐，进而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负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日俄战争的失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文明开化之后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意图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人的心理失衡、转向，而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向面前，一部分人由此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一部分人只能沉默或疯狂。鲁迅试图从这一普遍的心理枷锁上对“铁屋内”的百姓黎民呐喊“救救孩子！”，所以他最终弃医从文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之中。如李泽厚所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在挖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彭瑞智：《东方文学鉴赏辞典》，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太宰治：《后记·惜别》，中央公论社，1945年版。
[5] 董柄月：《〈惜别〉与“太宰鲁迅”》，《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25日。
作者简介：刘振生，男，1962—，辽宁昌图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