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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说，“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百年来，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多次变化。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升，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落后的思想文化应该不断地被摈弃，千年的中华文明应该不断地被弘扬。将西方文明视为蛮夷，夜郎自大不可取。将西方文化视为至圣先师，妄自菲薄也不可取。
千年文明 博大精深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儒、法、道、墨各种思想流派著书讲学，互相论战。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争芳斗艳，一派学术繁荣景象。在这个时期，各种本土思想之间的对话、争鸣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
汉代以降，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经历了拒绝、怀疑，甚至暴力冲突之后，佛教逐渐地被接受乃至被同化。唐代，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大唐，是彼时文化和经济最强盛的国家。中华文明在与佛教文明的对话中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佛教文明占据文化的主体地位。
宋代，朱熹在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基础上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创建了新儒学，“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儒学使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更趋完备，成为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儒学把佛教容纳到中华文明当中，中华文明再次成为文化主体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文化受到因工业文明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面对世界发生的变化，日本国以明治维新应对，及时改变国体，建立君主立宪新政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因改革及时彻底，而免遭被时代淘汰之结局。大清帝国虽以改良应对，大兴洋务，但是落后的政体和经济形式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地位岌岌可危。清帝国末年，立宪派提出效仿英国君主立宪制度，而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权威推行改革了。大清帝国终于在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中被推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实现了国体的转型，但是支撑封建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破坏，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五四运动用民主科学的思想冲破儒学的独尊地位，冲击封建社会的根基，推动中华文明再次转型。束缚社会发展的旧文明被五四运动打破了，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文明呢？一部分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出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中国是一个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随后，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了。五四运动前辈对儒学的冲击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探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在吸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能被边缘化，否则，就失去了容纳外来文化的载体。
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非常乏味。在他们看来，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应该少学一些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否则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依此观点，资本主义的文明史岂不是议会内斗史吗？这些学者奉西为师，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无知和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
百年维新 光华可鉴
百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不亚于佛教进入中国时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些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力主对外妥协，倾国之财富填充西方列强的欲壑，换取短暂的平安。有些人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却无可行之计。
通过反省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魏源等学者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认为只要把夷之长技学到手，就能制夷，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天朝上国屈尊师夷之风，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源说，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即蛮夷。是古代中原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称。魏源等熟悉西方文化并主张博采众长的思想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比西方列强优越，唯一不如他们的就是坚船利炮。只要向洋人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能够抵御洋人的侵略，维护天朝上国的地位。千百年形成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朝野上下普遍主张以夏变夷，无法接受魏源以夷变夏的思想。魏源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传统观念、反对师夷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
后来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较为系统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介绍到中国来。
当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猛烈冲击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之后，守旧的官僚将变革限定在发展经济的范畴之内，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目标，沿用旧的国家管理体制，导致洋务运动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危机，终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技术优势来维护封建专制，其结果也许使封建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但是无法使历史潮流逆转。当然，我们要看到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社会变革和千年历史文化的惯性等事实，不能用今天的成就批判历史的过程，指望中国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现代化一蹴而就。
孙中山先生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政体上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他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把12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再次复辟，上演了一出12天的丑剧。这些事实说明已经统治中国两千年余的封建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随封建帝制的消亡而消亡。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攫取，帝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于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只有不断地与新的文明整合，才能进步。向西方文明学习，首选需要具备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自信心。学习西方文明应将其融会到中华文明当中，而不能丧失自我，变成西方文明的附庸。现代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证明，朱熹时代以中学为主，佛学为次的文明对话是成功的模式。新加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功案例。西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自身文化发展的工具。
考察我们的社会转型和价值观转换，清末以夷制夷是用蔑视对方的方式被动地师夷之长技，没有推动社会变革，封建制度即使掌握了夷枪夷炮也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体制上和思想上追夷赶夷，推动社会变革、进步。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推向广大民众，引发了全民的思想解放和广泛的社会变革。从此，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容融合各种思想宗教的千年古代文明、师夷制夷的百年近代探索和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实践使中华文明不断地发展完善。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始终像巨大的铜镜悬挂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
知识分子任重道远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引领社会潮流的天性和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必须与革命阶级相结合，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他指出：“社会遵守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1919年1月，学生救国会骨干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人编辑的《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说，“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国民》杂志第5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亲历了辛亥革命的先贤们从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也感到彷徨。一些推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面前动摇了，部分人甚至依附袁世凯，走到革命的反面去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仁人志士曾经不断地求索。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幸福之路。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是先辈们通过革命实践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达到了今天的程度。不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和内容相同。与今天相比，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形式与内容均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西方民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只有少数几个人享有民主的，后来扩大到精英，再扩大到中产阶级，最后形成大众民主。黑奴和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之千里，他们的民主形式和内容显然不可能相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民主地对待发展中国家，给予他们足够的话语权。
借鉴西方文明、洋为中用，不能脱离中华文明的基础。否则我们将永远是追踪西方文明途中的小学生。有人讥讽海外华人是黄皮白瓤的香蕉。其实，处于西方文化的包围之中的海外赤子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传承，十分值得那些肆意挥霍、背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学习。如果我们的后代成为白皮糠芯的白萝卜，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100年前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九三学社的前辈教诲我们不要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有一批冷静思考、敢于直言的人。我们要超越前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百年来，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多次变化。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升，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落后的思想文化应该不断地被摈弃，千年的中华文明应该不断地被弘扬。将西方文明视为蛮夷，夜郎自大不可取。将西方文化视为至圣先师，妄自菲薄也不可取。
千年文明 博大精深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儒、法、道、墨各种思想流派著书讲学，互相论战。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争芳斗艳，一派学术繁荣景象。在这个时期，各种本土思想之间的对话、争鸣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
汉代以降，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经历了拒绝、怀疑，甚至暴力冲突之后，佛教逐渐地被接受乃至被同化。唐代，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大唐，是彼时文化和经济最强盛的国家。中华文明在与佛教文明的对话中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佛教文明占据文化的主体地位。
宋代，朱熹在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基础上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创建了新儒学，“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儒学使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更趋完备，成为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儒学把佛教容纳到中华文明当中，中华文明再次成为文化主体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文化受到因工业文明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面对世界发生的变化，日本国以明治维新应对，及时改变国体，建立君主立宪新政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因改革及时彻底，而免遭被时代淘汰之结局。大清帝国虽以改良应对，大兴洋务，但是落后的政体和经济形式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地位岌岌可危。清帝国末年，立宪派提出效仿英国君主立宪制度，而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权威推行改革了。大清帝国终于在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中被推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实现了国体的转型，但是支撑封建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破坏，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五四运动用民主科学的思想冲破儒学的独尊地位，冲击封建社会的根基，推动中华文明再次转型。束缚社会发展的旧文明被五四运动打破了，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文明呢？一部分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出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中国是一个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随后，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了。五四运动前辈对儒学的冲击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探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在吸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能被边缘化，否则，就失去了容纳外来文化的载体。
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非常乏味。在他们看来，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应该少学一些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否则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依此观点，资本主义的文明史岂不是议会内斗史吗？这些学者奉西为师，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无知和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
百年维新 光华可鉴
百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不亚于佛教进入中国时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些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力主对外妥协，倾国之财富填充西方列强的欲壑，换取短暂的平安。有些人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却无可行之计。
通过反省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魏源等学者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认为只要把夷之长技学到手，就能制夷，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天朝上国屈尊师夷之风，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源说，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即蛮夷。是古代中原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称。魏源等熟悉西方文化并主张博采众长的思想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比西方列强优越，唯一不如他们的就是坚船利炮。只要向洋人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能够抵御洋人的侵略，维护天朝上国的地位。千百年形成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朝野上下普遍主张以夏变夷，无法接受魏源以夷变夏的思想。魏源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传统观念、反对师夷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
后来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较为系统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介绍到中国来。
当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猛烈冲击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之后，守旧的官僚将变革限定在发展经济的范畴之内，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目标，沿用旧的国家管理体制，导致洋务运动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危机，终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技术优势来维护封建专制，其结果也许使封建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但是无法使历史潮流逆转。当然，我们要看到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社会变革和千年历史文化的惯性等事实，不能用今天的成就批判历史的过程，指望中国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现代化一蹴而就。
孙中山先生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政体上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他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把12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再次复辟，上演了一出12天的丑剧。这些事实说明已经统治中国两千年余的封建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随封建帝制的消亡而消亡。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攫取，帝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于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只有不断地与新的文明整合，才能进步。向西方文明学习，首选需要具备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自信心。学习西方文明应将其融会到中华文明当中，而不能丧失自我，变成西方文明的附庸。现代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证明，朱熹时代以中学为主，佛学为次的文明对话是成功的模式。新加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功案例。西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自身文化发展的工具。
考察我们的社会转型和价值观转换，清末以夷制夷是用蔑视对方的方式被动地师夷之长技，没有推动社会变革，封建制度即使掌握了夷枪夷炮也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体制上和思想上追夷赶夷，推动社会变革、进步。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推向广大民众，引发了全民的思想解放和广泛的社会变革。从此，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容融合各种思想宗教的千年古代文明、师夷制夷的百年近代探索和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实践使中华文明不断地发展完善。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始终像巨大的铜镜悬挂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
知识分子任重道远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引领社会潮流的天性和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必须与革命阶级相结合，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他指出：“社会遵守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1919年1月，学生救国会骨干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人编辑的《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说，“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国民》杂志第5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亲历了辛亥革命的先贤们从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也感到彷徨。一些推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面前动摇了，部分人甚至依附袁世凯，走到革命的反面去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仁人志士曾经不断地求索。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幸福之路。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是先辈们通过革命实践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达到了今天的程度。不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和内容相同。与今天相比，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形式与内容均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西方民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只有少数几个人享有民主的，后来扩大到精英，再扩大到中产阶级，最后形成大众民主。黑奴和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之千里，他们的民主形式和内容显然不可能相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民主地对待发展中国家，给予他们足够的话语权。
借鉴西方文明、洋为中用，不能脱离中华文明的基础。否则我们将永远是追踪西方文明途中的小学生。有人讥讽海外华人是黄皮白瓤的香蕉。其实，处于西方文化的包围之中的海外赤子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传承，十分值得那些肆意挥霍、背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学习。如果我们的后代成为白皮糠芯的白萝卜，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100年前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九三学社的前辈教诲我们不要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有一批冷静思考、敢于直言的人。我们要超越前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