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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机遇转行制琴
1950年,郑荃生于上海。出身于化工家庭的郑荃,思维也更接近于理工方式,动脑动手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1975年5月,郑荃成为安徽池州地区一个文工团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员。进入剧团后,他制作小物品的兴趣不减当年,舞台的配电盘,各种道具,包括《红灯记》中李玉和手里的红灯都是他的“杰作”。每次团里下乡演出回来,郑荃的屋子里总会多一些木料,那是他利用演出间隙四处搜集来的。不久,郑荃能修琴的名声也传开了。团里的琴若有损坏,都找郑荃来修。
凭借一个偶然的机会,郑荃踏上了提琴制作的道路。在北京黄木场的北京乐器研究所,他成为了制琴大师戴洪祥的亲传弟子。戴先生每天6点半到厂,迈进工作室就能看到郑荃已经把桌子擦好,地板扫净,工具收拾利落在等着自己。戴先生喜欢加班,人走后清净,他一人再干点关键的活,这时候,郑荃就静静地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揣摸着老师的每一个动作。下班时食堂都已经关门了,师徒俩就上路边的小馆子,炒上个鸡蛋,就着花生米,再喝上几口小酒。
几个月后,在戴先生的推荐下,郑荃被安排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乐器修造班的毕业班插班学习。1年后,郑荃毕业留校,在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室工作。此时的他已入而立之年。
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迎来了一位大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学院特聘他为名誉教授。受聘仪式上,院长将一把提琴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这位小提琴大师。大师即兴用这把琴演奏了起来。
一朵花蕾牵动知音心!演奏完毕,梅纽因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这真是一把不错的提琴,是谁做的?”
“是我们提琴制作研究室的郑荃先生。”
“太好了,我要把它带到国际比赛中去展示。”
不久后的帕克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上,郑荃制作的这把琴被陈列在展柜中。又过了几天,郑荃收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梅纽因用这把琴演奏的场景,照片背面还有他的亲笔题词:“对你高超的制琴技艺表示祝贺。”
此时,郑荃的目光瞄向了国外,他要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从“穷学生”到“大师”
1983年,10月,郑荃背着一把自己制作的小提琴,带着一个沉重的装满工具、书籍和杂物的行李箱,踏上了制琴的故乡——意大利的土地。
在意大利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郑荃参加了入学考试。虽然语言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主考官看到郑荃制作的琴后,决定给予录取,由意大利政府提供助学金,同时他也成为了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接纳的第一个中国人。
郑荃开始努力奔向新的艺术境界,在他的书桌上,有一张时间表:
早晨7点起床,8点开始上课;中午12点吃午饭;下午1点继续上课,直到4点;4点以后到莫纳西大师的工作室学习;晚上6点后回去吃晚饭;8点又赶到另一个夜校学习琴弓制作直到11点;半夜12点回家,才开始做白天学校留下的功课。
每天留给睡觉的时间也就是5个来小时。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在学习语言还很困难的时候,郑荃的演奏和制琴技巧在克雷莫纳已经小有名气了。终于,郑荃用3年时间念完了4年的课程,以全优的成绩顺利地从这个世界著名的提琴学校拿到了毕业证书。
1985年10月,斯特拉底瓦里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在克雷莫纳举行,这是备受国际制琴界关注的比赛。30多个国家的近400把提琴参赛,其中不乏世界著名制琴大师的作品。参赛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郑荃,他的参赛身份是留意中国留学生。他提供了两把小提琴,那是用整整1年的时间精心制作的。
角逐展开了,竞争异常激烈。几轮过后,结果出来了,他的两把琴居然取得了第5名和第6名,出乎众人的预料!各国同行们不得不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刮目相看,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呀!郑荃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1987年9月,在马齐累湖畔的丽都饭店,为纪念斯特拉底瓦里逝世250周年而创立的首届意大利全国提琴制作比赛正在进行。郑荃再一次以学生身份参赛,提交了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
评判结束,主持人郑重宣布:“小提琴金奖获得者是……郑荃!”
“Zheng! Maestro! Complimenti.”(郑荃大师,祝贺你!)
手捧闪光的金牌,37岁的郑荃感觉双眼有些模糊了。那次比赛,与郑荃同窗3年的好友,莫纳西大师的儿子西蒙内只获得了第2名。
同年12月,郑荃又参加了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中、小提琴制作比赛,获得了中提琴、小提琴两块金牌和其他7个奖项。在意大利的5年,他一共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了14个奖牌,其中3块金牌,轰动国际琴坛。意大利的报纸上用大标题刊登:“如雨的奖牌落在克雷莫纳人——郑荃身上。”克雷莫纳小城的市民、祝词、贺信将他包围了。
电视台、报纸、杂志的采访报道带来了许多崇拜者和商人,订单和邀请源源不断,按郑荃当时制琴的速度,大概10年都做不完。国际制琴界也开始关注郑荃,他的作品被许多国际著名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使用,并被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博物馆、保加利亚国家博物馆收藏。
消息通过中国驻意使馆和《光明日报》驻意记者站,马上传回了国内,引起了文化部、国家教委等部门的注意。
为中国琴争一席之地
在国家教委、轻工业部、文化部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关注和帮助下,郑荃最终决定回国。坐在回国的飞机上,郑荃头靠在椅背上,双目微合,过去的1825个日日夜夜像过电影一样浮现于脑海,又犹如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随便打开一页,都会牵动记忆芳菲中的一段清香。
他在心中默念:祖国,小提琴制作的秘密我带回来了。
1988年6月16日,文化部、国家教委、轻工业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行“欢迎表彰郑荃同志”大会。会上,郑荃被授予了“中国提琴制作大师”的称号。
郑荃没有丝毫懈怠。他很清楚,提琴传入中国虽已有多年,但真正了解它的制作历史、沿革过程以及见到过世界名琴的人却不多。他一定要搭一座桥,为国内的提琴制作界创造对外交流的机会。
1989年,由郑荃策划筹备的首届“意大利提琴制作展览”在北京开幕了,群贤毕至。克雷莫纳市市长亲自带队,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校长、郑荃在国外的导师等应邀来华,出席展览会。国内各音乐院校制琴专业的同行,全国名提琴制造厂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赶来参观展览。
回国后,郑荃新制作的提琴又参加过4次国际比赛,取得14块奖牌。其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块,要数1990年6月,参加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的国际制作大赛获得的金牌了。
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素有音乐界的奥运会之称,国际影响极大。这次比赛共有苏、美、意、德、法等10个国家124件弦乐器参加,评委会更是阵容强大,包括意大利制琴协会主席莫纳西、德国米滕瓦尔德提琴制作学校校长罗伊、日本东京提琴制作学校校长元无量塔藏六、法国提琴制作协会副会长米勒和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等20余人。
比赛开始时,评委们坐在帷幕前,工作人员将参赛的每一把琴都编上号码,由同一位演奏者依次在帷幕后面拉琴。赛场气氛严肃而紧张,评委们聚精会神地品位着幕后传来的每一支乐曲。
忽然,他们被一种格外优美的音色吸引住了。这琴声是那样的饱满、清晰,宛如闪闪发光的珍珠,又像是一条条银花四溅的飞瀑,倾泻而来,回荡在比赛大厅。
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评委们被征服了……
这是中国制琴大师郑荃在北京制作的一把中提琴。有5000年沉甸甸的历史做底蕴的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神韵,有她做风骨,郑荃的琴,怎能不征服人。他一举摘取了此次比赛的中提琴金牌,从而实现了自己在意大利默默立下的誓言。
“我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制作出世界一流的小提琴,这是我的梦想。”郑荃说。
1993年6月,郑荃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面居然印有EILA的标志。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国际提琴和琴弓制作艺术大师协会(EILA)主席罗兰特·勃姆加特那签署的通知信,信中通知郑荃,他已被荣幸地接纳为EILA会员。EILA是世界最高规格的提琴制作学术组织,总部设在荷兰,现有会员120多名。因为该协会在国际上的声望比较高,很多人都趋之若鹜。EILA每年都要收到一两百份申请,但每年只批一到两个新会员入会,入会条件相当苛刻:要求在正规的提琴制作学校毕业后工作8年以上,师从一位有名的大师,有人推荐,年龄在40岁以上,有相当的经验,在国际上得到承认……
1994年,EILA在伦敦皇家艺术会馆举行年会,44岁的郑荃当选为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EILA的会员大都是欧美提琴制作界的名流,亚洲仅有两人与他们平起平坐,郑荃是其中之一。本届年会进行了高水平的专业交流活动,大会之后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年度财务报告、新会员资格、出版会刊等问题,郑荃首次参加了表决。
从此,在EILA内部,中国人有了投票权。
创造中国琴的“才”富
离开意大利的郑荃,已有满脑子先进的制琴理论,和一身高超的制琴技法,他要尽快地将满腹经纶释放出来,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提琴制造教学中。招待会、香槟酒、赞扬、祝愿都没有使他陶醉,只醉心于制琴艺术的他时刻思考着事业中的另一件大事——培养出一批人,一代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制琴水平。
1989年,郑荃的提琴制作中心开始正式招生。
当时,提琴制作专业已从教委的专业目录中删除,开办本科专业需要国家学位委员会的批准,但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心一边向国家学位委员会申请本科专业,一边先开办了大专班。一年后,申请得到批准,大专班转为本科班。班里一共有4名中国学生和5名阿尔及利亚的交流学生。这5个“洋”学生原本是安排去上海学习的,当他们得知这个班的负责老师是郑荃,非要转来北京学习。
中心刚刚创建时,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那时人手少、时间紧,从意大利购买的仪器设备、工具、原材料,都是郑荃自己跑港口、报海关,联系车辆运输;研究室招生、人员配备,也是他亲自联系。
“真正有志于搞艺术的人受得起贫苦,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的目标,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琴做好,把学生带好,搞一些感兴趣的研究。”
言必信,行必果。学生的制琴技术,郑荃手把手地教。指板、琴头、模型的制作,都必须达到尺寸角度的标准,差一点,他绝不迁就,必须重做,直到达标为止。制琴理论课也是他亲自“出马”,一点也不含糊。基础与文化修养课一般由专业教师讲,有些引用意大利的教材,还要由他来翻译。他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一天晚上,郑荃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工业设计系的学生们作演讲,白天他已经讲了8小时的课,现在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但时间不等人,他只匆匆地吃了一个馒头,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几十分钟后,他又神采奕奕地站到了演讲台上。
1993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内的气氛庄严而喜庆,提琴制作研究专业首届学生毕业,正在举行典礼。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意大利驻华使馆、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国教教委、统战部、外交部以及学院等有关方面人士,还有来自日本、英国、全国各地的专家、同行们都参加了典礼。他们既来祝贺,也当了一回听众。新琴、古琴的对比演奏,还有制琴专业的师生演奏的音乐会,听者大呼过瘾。
那一届毕业的学生,很多在以后成为了优秀的制琴师,4名本科生中有3名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了金牌,在国际制琴界影响很大。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人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是不够的,提琴制作只是艺术大树上的一片小叶子,你只有了解从小叶子到树枝,从树枝到树干,从树干再到树根的整体情况,才能了解提琴制作在整个艺术门类里的位置。如果不能从这个高度考虑问题,你就只能是一个狭隘的工匠。
这是郑荃授课时常说的一段话。
有生命的琴
做琴要动用许多工具,包括大大小小的刻刀,所以伤到手是家常便饭。但是,这还不是最危险的。
有一次,郑荃用电锯锯木料,随着一连串“嗞啦”的声响,木料很快被锯为两截。郑荃没有关掉电源,他伸手过去拿木头,手却一不小心甩到了电锯锯条上,顿时鲜血直流。旁边的人吓坏了,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手被缝了5针。
举着“伤痕累累”的手,郑荃倒是很乐观:“想做出艺术珍品,就要付出点‘血’的代价。”
那以后,郑荃告诫学生尽量用手工操作,不经允许不能随便动用电动工具。
谈及提琴制作,郑荃颇为动情:“这是门融汇了绘画、音乐、雕塑、工艺的综合艺术。17世纪意大利人斯特拉底瓦里制作的提琴,价值300-400万美元。在我国,这门艺术曲高和寡,鲜为人知,常误以为工匠的雕虫小技,实则大谬不然。大师和工匠的区别不仅存在于文学界。中国人心灵手巧,对琴文化有了更深理解后,可以提高得很快。”
几十年来,我国提琴生产的弊端就是工业化生产。提琴制作艺术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是一门陌生的艺术,因而会有人把提琴制作家与工厂造琴师傅混为一谈。一把手工制作的小提琴等于是一幅油画真品,而工业化生产的小提琴再好也不过是精致的印刷品。因此,提琴甚至是弦乐器要想进入国际市场,重要的是要发展手工制作。
郑荃说:“在我们眼中,提琴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天气里,琴也会有不同的音调。我做琴并不一定要把它卖掉,而是享受做琴本身的一种乐趣。做琴的过程是你和木材交流的过程,在挖它、锯它、刨它的时候,你跟木材产生一种直觉,这种直觉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
一个能赋予木材和钢丝以生命的人,对人生也许会别有感受。
每做一把琴,郑荃都要融入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制作过程对他来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每一把提琴都是有灵魂、有生命力的艺术品。
1950年,郑荃生于上海。出身于化工家庭的郑荃,思维也更接近于理工方式,动脑动手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1975年5月,郑荃成为安徽池州地区一个文工团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员。进入剧团后,他制作小物品的兴趣不减当年,舞台的配电盘,各种道具,包括《红灯记》中李玉和手里的红灯都是他的“杰作”。每次团里下乡演出回来,郑荃的屋子里总会多一些木料,那是他利用演出间隙四处搜集来的。不久,郑荃能修琴的名声也传开了。团里的琴若有损坏,都找郑荃来修。
凭借一个偶然的机会,郑荃踏上了提琴制作的道路。在北京黄木场的北京乐器研究所,他成为了制琴大师戴洪祥的亲传弟子。戴先生每天6点半到厂,迈进工作室就能看到郑荃已经把桌子擦好,地板扫净,工具收拾利落在等着自己。戴先生喜欢加班,人走后清净,他一人再干点关键的活,这时候,郑荃就静静地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揣摸着老师的每一个动作。下班时食堂都已经关门了,师徒俩就上路边的小馆子,炒上个鸡蛋,就着花生米,再喝上几口小酒。
几个月后,在戴先生的推荐下,郑荃被安排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乐器修造班的毕业班插班学习。1年后,郑荃毕业留校,在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室工作。此时的他已入而立之年。
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迎来了一位大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学院特聘他为名誉教授。受聘仪式上,院长将一把提琴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这位小提琴大师。大师即兴用这把琴演奏了起来。
一朵花蕾牵动知音心!演奏完毕,梅纽因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这真是一把不错的提琴,是谁做的?”
“是我们提琴制作研究室的郑荃先生。”
“太好了,我要把它带到国际比赛中去展示。”
不久后的帕克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上,郑荃制作的这把琴被陈列在展柜中。又过了几天,郑荃收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梅纽因用这把琴演奏的场景,照片背面还有他的亲笔题词:“对你高超的制琴技艺表示祝贺。”
此时,郑荃的目光瞄向了国外,他要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从“穷学生”到“大师”
1983年,10月,郑荃背着一把自己制作的小提琴,带着一个沉重的装满工具、书籍和杂物的行李箱,踏上了制琴的故乡——意大利的土地。
在意大利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郑荃参加了入学考试。虽然语言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主考官看到郑荃制作的琴后,决定给予录取,由意大利政府提供助学金,同时他也成为了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接纳的第一个中国人。
郑荃开始努力奔向新的艺术境界,在他的书桌上,有一张时间表:
早晨7点起床,8点开始上课;中午12点吃午饭;下午1点继续上课,直到4点;4点以后到莫纳西大师的工作室学习;晚上6点后回去吃晚饭;8点又赶到另一个夜校学习琴弓制作直到11点;半夜12点回家,才开始做白天学校留下的功课。
每天留给睡觉的时间也就是5个来小时。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在学习语言还很困难的时候,郑荃的演奏和制琴技巧在克雷莫纳已经小有名气了。终于,郑荃用3年时间念完了4年的课程,以全优的成绩顺利地从这个世界著名的提琴学校拿到了毕业证书。
1985年10月,斯特拉底瓦里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在克雷莫纳举行,这是备受国际制琴界关注的比赛。30多个国家的近400把提琴参赛,其中不乏世界著名制琴大师的作品。参赛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郑荃,他的参赛身份是留意中国留学生。他提供了两把小提琴,那是用整整1年的时间精心制作的。
角逐展开了,竞争异常激烈。几轮过后,结果出来了,他的两把琴居然取得了第5名和第6名,出乎众人的预料!各国同行们不得不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刮目相看,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呀!郑荃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1987年9月,在马齐累湖畔的丽都饭店,为纪念斯特拉底瓦里逝世250周年而创立的首届意大利全国提琴制作比赛正在进行。郑荃再一次以学生身份参赛,提交了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
评判结束,主持人郑重宣布:“小提琴金奖获得者是……郑荃!”
“Zheng! Maestro! Complimenti.”(郑荃大师,祝贺你!)
手捧闪光的金牌,37岁的郑荃感觉双眼有些模糊了。那次比赛,与郑荃同窗3年的好友,莫纳西大师的儿子西蒙内只获得了第2名。
同年12月,郑荃又参加了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中、小提琴制作比赛,获得了中提琴、小提琴两块金牌和其他7个奖项。在意大利的5年,他一共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了14个奖牌,其中3块金牌,轰动国际琴坛。意大利的报纸上用大标题刊登:“如雨的奖牌落在克雷莫纳人——郑荃身上。”克雷莫纳小城的市民、祝词、贺信将他包围了。
电视台、报纸、杂志的采访报道带来了许多崇拜者和商人,订单和邀请源源不断,按郑荃当时制琴的速度,大概10年都做不完。国际制琴界也开始关注郑荃,他的作品被许多国际著名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使用,并被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博物馆、保加利亚国家博物馆收藏。
消息通过中国驻意使馆和《光明日报》驻意记者站,马上传回了国内,引起了文化部、国家教委等部门的注意。
为中国琴争一席之地
在国家教委、轻工业部、文化部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关注和帮助下,郑荃最终决定回国。坐在回国的飞机上,郑荃头靠在椅背上,双目微合,过去的1825个日日夜夜像过电影一样浮现于脑海,又犹如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随便打开一页,都会牵动记忆芳菲中的一段清香。
他在心中默念:祖国,小提琴制作的秘密我带回来了。
1988年6月16日,文化部、国家教委、轻工业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行“欢迎表彰郑荃同志”大会。会上,郑荃被授予了“中国提琴制作大师”的称号。
郑荃没有丝毫懈怠。他很清楚,提琴传入中国虽已有多年,但真正了解它的制作历史、沿革过程以及见到过世界名琴的人却不多。他一定要搭一座桥,为国内的提琴制作界创造对外交流的机会。
1989年,由郑荃策划筹备的首届“意大利提琴制作展览”在北京开幕了,群贤毕至。克雷莫纳市市长亲自带队,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校长、郑荃在国外的导师等应邀来华,出席展览会。国内各音乐院校制琴专业的同行,全国名提琴制造厂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赶来参观展览。
回国后,郑荃新制作的提琴又参加过4次国际比赛,取得14块奖牌。其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块,要数1990年6月,参加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的国际制作大赛获得的金牌了。
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素有音乐界的奥运会之称,国际影响极大。这次比赛共有苏、美、意、德、法等10个国家124件弦乐器参加,评委会更是阵容强大,包括意大利制琴协会主席莫纳西、德国米滕瓦尔德提琴制作学校校长罗伊、日本东京提琴制作学校校长元无量塔藏六、法国提琴制作协会副会长米勒和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等20余人。
比赛开始时,评委们坐在帷幕前,工作人员将参赛的每一把琴都编上号码,由同一位演奏者依次在帷幕后面拉琴。赛场气氛严肃而紧张,评委们聚精会神地品位着幕后传来的每一支乐曲。
忽然,他们被一种格外优美的音色吸引住了。这琴声是那样的饱满、清晰,宛如闪闪发光的珍珠,又像是一条条银花四溅的飞瀑,倾泻而来,回荡在比赛大厅。
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评委们被征服了……
这是中国制琴大师郑荃在北京制作的一把中提琴。有5000年沉甸甸的历史做底蕴的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神韵,有她做风骨,郑荃的琴,怎能不征服人。他一举摘取了此次比赛的中提琴金牌,从而实现了自己在意大利默默立下的誓言。
“我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制作出世界一流的小提琴,这是我的梦想。”郑荃说。
1993年6月,郑荃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面居然印有EILA的标志。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国际提琴和琴弓制作艺术大师协会(EILA)主席罗兰特·勃姆加特那签署的通知信,信中通知郑荃,他已被荣幸地接纳为EILA会员。EILA是世界最高规格的提琴制作学术组织,总部设在荷兰,现有会员120多名。因为该协会在国际上的声望比较高,很多人都趋之若鹜。EILA每年都要收到一两百份申请,但每年只批一到两个新会员入会,入会条件相当苛刻:要求在正规的提琴制作学校毕业后工作8年以上,师从一位有名的大师,有人推荐,年龄在40岁以上,有相当的经验,在国际上得到承认……
1994年,EILA在伦敦皇家艺术会馆举行年会,44岁的郑荃当选为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EILA的会员大都是欧美提琴制作界的名流,亚洲仅有两人与他们平起平坐,郑荃是其中之一。本届年会进行了高水平的专业交流活动,大会之后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年度财务报告、新会员资格、出版会刊等问题,郑荃首次参加了表决。
从此,在EILA内部,中国人有了投票权。
创造中国琴的“才”富
离开意大利的郑荃,已有满脑子先进的制琴理论,和一身高超的制琴技法,他要尽快地将满腹经纶释放出来,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提琴制造教学中。招待会、香槟酒、赞扬、祝愿都没有使他陶醉,只醉心于制琴艺术的他时刻思考着事业中的另一件大事——培养出一批人,一代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制琴水平。
1989年,郑荃的提琴制作中心开始正式招生。
当时,提琴制作专业已从教委的专业目录中删除,开办本科专业需要国家学位委员会的批准,但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心一边向国家学位委员会申请本科专业,一边先开办了大专班。一年后,申请得到批准,大专班转为本科班。班里一共有4名中国学生和5名阿尔及利亚的交流学生。这5个“洋”学生原本是安排去上海学习的,当他们得知这个班的负责老师是郑荃,非要转来北京学习。
中心刚刚创建时,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那时人手少、时间紧,从意大利购买的仪器设备、工具、原材料,都是郑荃自己跑港口、报海关,联系车辆运输;研究室招生、人员配备,也是他亲自联系。
“真正有志于搞艺术的人受得起贫苦,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的目标,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琴做好,把学生带好,搞一些感兴趣的研究。”
言必信,行必果。学生的制琴技术,郑荃手把手地教。指板、琴头、模型的制作,都必须达到尺寸角度的标准,差一点,他绝不迁就,必须重做,直到达标为止。制琴理论课也是他亲自“出马”,一点也不含糊。基础与文化修养课一般由专业教师讲,有些引用意大利的教材,还要由他来翻译。他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一天晚上,郑荃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工业设计系的学生们作演讲,白天他已经讲了8小时的课,现在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但时间不等人,他只匆匆地吃了一个馒头,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几十分钟后,他又神采奕奕地站到了演讲台上。
1993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内的气氛庄严而喜庆,提琴制作研究专业首届学生毕业,正在举行典礼。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意大利驻华使馆、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国教教委、统战部、外交部以及学院等有关方面人士,还有来自日本、英国、全国各地的专家、同行们都参加了典礼。他们既来祝贺,也当了一回听众。新琴、古琴的对比演奏,还有制琴专业的师生演奏的音乐会,听者大呼过瘾。
那一届毕业的学生,很多在以后成为了优秀的制琴师,4名本科生中有3名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了金牌,在国际制琴界影响很大。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人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是不够的,提琴制作只是艺术大树上的一片小叶子,你只有了解从小叶子到树枝,从树枝到树干,从树干再到树根的整体情况,才能了解提琴制作在整个艺术门类里的位置。如果不能从这个高度考虑问题,你就只能是一个狭隘的工匠。
这是郑荃授课时常说的一段话。
有生命的琴
做琴要动用许多工具,包括大大小小的刻刀,所以伤到手是家常便饭。但是,这还不是最危险的。
有一次,郑荃用电锯锯木料,随着一连串“嗞啦”的声响,木料很快被锯为两截。郑荃没有关掉电源,他伸手过去拿木头,手却一不小心甩到了电锯锯条上,顿时鲜血直流。旁边的人吓坏了,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手被缝了5针。
举着“伤痕累累”的手,郑荃倒是很乐观:“想做出艺术珍品,就要付出点‘血’的代价。”
那以后,郑荃告诫学生尽量用手工操作,不经允许不能随便动用电动工具。
谈及提琴制作,郑荃颇为动情:“这是门融汇了绘画、音乐、雕塑、工艺的综合艺术。17世纪意大利人斯特拉底瓦里制作的提琴,价值300-400万美元。在我国,这门艺术曲高和寡,鲜为人知,常误以为工匠的雕虫小技,实则大谬不然。大师和工匠的区别不仅存在于文学界。中国人心灵手巧,对琴文化有了更深理解后,可以提高得很快。”
几十年来,我国提琴生产的弊端就是工业化生产。提琴制作艺术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是一门陌生的艺术,因而会有人把提琴制作家与工厂造琴师傅混为一谈。一把手工制作的小提琴等于是一幅油画真品,而工业化生产的小提琴再好也不过是精致的印刷品。因此,提琴甚至是弦乐器要想进入国际市场,重要的是要发展手工制作。
郑荃说:“在我们眼中,提琴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天气里,琴也会有不同的音调。我做琴并不一定要把它卖掉,而是享受做琴本身的一种乐趣。做琴的过程是你和木材交流的过程,在挖它、锯它、刨它的时候,你跟木材产生一种直觉,这种直觉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
一个能赋予木材和钢丝以生命的人,对人生也许会别有感受。
每做一把琴,郑荃都要融入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制作过程对他来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每一把提琴都是有灵魂、有生命力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