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百姓一直无法拨通公布官员的电话，那么就要问责制度的设计者，是何种原因导致电话无法接通，既然公布，就要履行好公布的责任。
　　
　　 3月19日，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山西省260名市、县(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被公开。按照山西省委组织部对外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
　　事实上，公布官员手机的行为，在我国并不是首次。早在13年前，手机刚开始普及时，就已经有地方领导使出了这一招：1998年，时任四川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为消除“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于当年3月9日，由县委发文件，29名官员的手机号码登上了当地报纸，并在本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当然，公布官员的手机号码，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不仅提高了党政机关的透明度，还有利于领导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民意，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延误和扭曲现象，是现代社会信息和政务公开的一种表现，为老百姓与官员进行直接沟通，创立了一种重要渠道。
　　此次山西公布官员手机号码，是在换届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众所周知，领导换届最容易出现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问题，公布手机，对在选拔官员中所产生的不正之风，遏制官场腐败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然而，就在手机公布的第一天，有记者便按图索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260人中有145人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个别号码甚至是空号、错号。
　　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度的实施初期，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尚未完善；二是不排除有作秀的成分。因此，对于公布官员的电话，就应该要完善“问责制”，且制定完整的流程保证这项制度的展开。如果老百姓一直无法拨通公布官员的电话，那么就要问责制度的设计者，是何种原因导致电话无法接通，既然公布，就要履行好公布的责任。
　　当然，官员本身也有隐私，因此，公开的电话应当用于专项处理公务，不能将官员的私人家庭号码也公布，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布官员电话之举处于良性的发展，否则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就公布电话的官员也应与民生有所相关，例如身处工商、纪检、组织部等。
　　在国外，并没有公布官员手机的先例。但是，很多国家的城市都有一部“市长热线”，“市长热线”的背后有一个团队，专门解决百姓所提出的问题。我国很多城市尽管也有“市长热线”，但大多形同虚设，对此我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