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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学、史家与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尤其在东汉后期表现出严重的不足。首先是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丧失；其次是对颓废政治的漠视。
【关键词】余英时 士大夫 东汉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先生的12篇论文和演讲稿，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所以，在阅读时着重研究了他关于两汉至东晋南朝时的几篇文章，获益颇多。
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气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主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的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以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之后，余英时分析了西汉强宗大族“士族化”的过程，说明汉武帝和士族的形成、王莽改革和士族势力的增强有莫大的关系。相反地，士族化程度的深浅与政权之建立亦有关系。赵翼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其更深一层之意义尤当于此求之。但这并不等于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东汉中叶以后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借着士族大姓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东汉后期，士大夫与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余英时先生在《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一文，列举了八点。《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光武曰：“……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名号，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耿纯多次用“天下士大夫”这一“攀龙鳞，附凤翼”的团体，说明这些人的力量在当时不容小觑。东汉末年的政治动乱，影响了这一团体的利益，余英时先生用“家族意识与政治分裂”“政治向家族力量让步”等概括这一转变。
东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正式形成。初期“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一面，常表现为追求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这也是一般社会所以尊重士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东汉皇权与士大夫力量的此消彼长，对士大夫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首先，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丧失。东汉君臣之间的关系趋于凝固，“天下为公”的观念已不复存在。东汉开国之初便大力褒奖忠臣名节，以此培养士大夫效忠刘姓政权的观念。白虎观会议则把忠君之道以官方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忠君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政治伦理道德。不论君主贤愚仁庸，都要尽忠之义务。在东汉中后期的腐朽政治中，虽不乏耿直谏争之臣，但其谏争无不围绕维护刘姓王朝统治这一中心。这与西汉末叛刘附莽的士风形成鲜明对比。东汉士大夫是在承认专制皇权的合理性前提下，批评外戚宦官专权等异化皇权。士大夫普遍缺少了“道尊于势”“从道不以君”的自由和洒脱，多了些奴仆性格。
由此可知，迄于东汉，师道式微，士大夫的政治独立人格已丧失，君师之道成为陈迹。正如吕思勉先生说：“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
其次，对颓废政治的漠视。东汉自和、安帝以后，主幼国疑，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日坏，异化的皇权压力之下，部分士大夫韬光自保，表现出对颓政的漠视。汉顺帝时郎顗的奏章上说：“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深刻揭露了当时位居高位的人苟合于异化皇权的处事态度。兼善天下，本来就是儒家传统对士人入仕要求和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但东汉士大夫多取明哲保身之术。面对外戚、宦官专权，“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 隐居不仕成为东汉中后期的明显士风。他们惟以遁世为高，对恶势力的逃避，对腐败政治的漠视在客观上削弱了抗争的力量。
结语
余英时的此卷文集“史学、史家与时代”来概括，明确地表明了三者交光互影的关系。“没有一个历史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他可以不讲时代问题，可是事实上他选择的问题表现了时代性，他已经不自觉的作了某种主观的选择。”同样的，即使士大夫们时刻将修己安人、轨德立化的品德和实践奉为不可更改的信条，在实际政治变动时，他们仍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从内部蛀食自身的信仰。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55.
[2]余英时，沈志佳编.史学、史家与时代[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3]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3：21.
[4]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3.
【关键词】余英时 士大夫 东汉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先生的12篇论文和演讲稿，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有深刻论述。所以，在阅读时着重研究了他关于两汉至东晋南朝时的几篇文章，获益颇多。
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气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主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的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以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之后，余英时分析了西汉强宗大族“士族化”的过程，说明汉武帝和士族的形成、王莽改革和士族势力的增强有莫大的关系。相反地，士族化程度的深浅与政权之建立亦有关系。赵翼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其更深一层之意义尤当于此求之。但这并不等于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东汉中叶以后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借着士族大姓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东汉后期，士大夫与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余英时先生在《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一文，列举了八点。《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光武曰：“……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名号，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耿纯多次用“天下士大夫”这一“攀龙鳞，附凤翼”的团体，说明这些人的力量在当时不容小觑。东汉末年的政治动乱，影响了这一团体的利益，余英时先生用“家族意识与政治分裂”“政治向家族力量让步”等概括这一转变。
东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正式形成。初期“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一面，常表现为追求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这也是一般社会所以尊重士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东汉皇权与士大夫力量的此消彼长，对士大夫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首先，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丧失。东汉君臣之间的关系趋于凝固，“天下为公”的观念已不复存在。东汉开国之初便大力褒奖忠臣名节，以此培养士大夫效忠刘姓政权的观念。白虎观会议则把忠君之道以官方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忠君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政治伦理道德。不论君主贤愚仁庸，都要尽忠之义务。在东汉中后期的腐朽政治中，虽不乏耿直谏争之臣，但其谏争无不围绕维护刘姓王朝统治这一中心。这与西汉末叛刘附莽的士风形成鲜明对比。东汉士大夫是在承认专制皇权的合理性前提下，批评外戚宦官专权等异化皇权。士大夫普遍缺少了“道尊于势”“从道不以君”的自由和洒脱，多了些奴仆性格。
由此可知，迄于东汉，师道式微，士大夫的政治独立人格已丧失，君师之道成为陈迹。正如吕思勉先生说：“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
其次，对颓废政治的漠视。东汉自和、安帝以后，主幼国疑，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日坏，异化的皇权压力之下，部分士大夫韬光自保，表现出对颓政的漠视。汉顺帝时郎顗的奏章上说：“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深刻揭露了当时位居高位的人苟合于异化皇权的处事态度。兼善天下，本来就是儒家传统对士人入仕要求和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但东汉士大夫多取明哲保身之术。面对外戚、宦官专权，“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 隐居不仕成为东汉中后期的明显士风。他们惟以遁世为高，对恶势力的逃避，对腐败政治的漠视在客观上削弱了抗争的力量。
结语
余英时的此卷文集“史学、史家与时代”来概括，明确地表明了三者交光互影的关系。“没有一个历史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他可以不讲时代问题，可是事实上他选择的问题表现了时代性，他已经不自觉的作了某种主观的选择。”同样的，即使士大夫们时刻将修己安人、轨德立化的品德和实践奉为不可更改的信条，在实际政治变动时，他们仍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从内部蛀食自身的信仰。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55.
[2]余英时，沈志佳编.史学、史家与时代[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3]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3：21.
[4]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