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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写经是随着唐初佛教的兴盛而逐步形成的。一方面统治者“重视儒学，兼重佛老”，符合统治阶级的爱好。另一方面众人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理愿望。在此阶段中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政治因素 ，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众追求永生的愿望，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种现象。在曲折的历史发展中，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人民思想意识得到改变，同时也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初唐佛学思想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结成的“果实”，而写经的广泛盛行，恰恰也证实了这一点。隋唐时期的写经书法，弥补了隋唐以来金石碑版书法的不足，使得笔情墨趣跃然纸上，是学习唐楷不可多得，更是不容忽视的学习材料。
关键词：隋唐时期;佛学;写经体;书法艺术
一、写经传统的产生和佛学的确立
隋唐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导致上至大小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无不效仿，这也对道教、儒教的统治地位有一定的打击。写经的盛行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印刷术尚未普及，成本较高，活字印刷的技术尚未形成，只能靠手写流传，我国第一部印刷书籍《金刚经》的出现和佛教的兴盛定有着莫大的关系。其次，统治者追求佛道，寻求永生之术，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争先效仿。唐朝中央官学中设立“六学二馆”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就是负责抄写经书的专门机构。同时在地方上，写经多是出自和尚僧侣或者书童之手，为满足普通百姓的需求而作。再次，书经写经之功德使得众生信服，民众以抄写经书来祈求福报。最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了成就佛道、开启智慧、深明禅理而抄写经书。比如唐代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宋代的三苏父子都与佛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关系，清代朱耷、王铎、傅山、吴俊卿等人，乃至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中的弘一法师，其书法都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与佛学两者并非同一概念，绝不可混为一谈，佛学是建立在佛教的基础之上，佛教在中国传播，后经诸子百家的影响脱颖而出成为佛学，部分人认为是在宋代三教合一时形成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在六祖禅师慧能时形成的。禅宗传承由西天二十八宗与东土五祖之后，传至六祖慧能与神会法师引领南北，形成了“南顿北渐”之说，后使禅宗达到空前绝后，普遍十方。佛心宗就此而得到“普及”，为寻路人打开了方便门，得大智慧，明其心见其性。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教徒遍布全国，在家佛教徒数量则更多。隋唐时期佛教传播达到鼎盛。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
二、佛学思想影响下的写经风格
（一）石刻佛经的艺术风格
佛教的東传使得传统金石刊刻发生了改变，融入了新的刊刻方式及审美方式。首先，在金石的形制上区别于以往。传统的石刻尺寸在北魏以前一般不是很大，大者不过六尺余，小者平尺见方。而北魏以后的石经大者占有整个山崖石壁，小者题记数字于佛像旁，不过平尺，如同玩物，以造像消遣时光，表述愿景。其次，字形大小也有所改变，大多数比方刊刻佛经字体偏大，由于选择石壁的面积较大，石壁在外受自然风蚀作用，易风化，必须将字刻大，防止因风化而脱落，导致字迹脱落不可寻知。再次，与传统石刻相比，以儒家为代表的碑刻多具有庙堂之气，居于庙堂之中，或有专门人员刊刻、守护，代表着官方的地位，而佛经刊刻则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多为士大夫阶层书丹，请专门石匠刊刻，或在山阳，或在水阳，任凭风吹雨晒，山石崩落，于荒山、于名山皆可见到痕迹。
纵观佛经石刻在笔画表现上与其他多数石刻相比较，笔画圆起圆收居多，并无太多笔法、刀法在里面。显示出含弘、静谧、庄严、圆通的感觉。一变北魏方整尖薄之气，在金石碑版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为刊刻佛经的典范。代表着佛学的境界与对佛学的向往。
（二）墨迹写经的艺术风格
唐代历史的审美观并非全以丰腴为美。唐承隋制，书法传承尤为明显。比如隋代的《董美人》、《苏孝慈》与唐代《九成宫醴泉铭》、《雁塔圣教序》都以方整、劲挺为特点。《曹植庙碑》楷书中篆隶犹存，虽然古已有之，但也有独特之处，《裴将军帖》楷书中性情抒发兼有行草，便是隋代遗风。
唐代的《金刚经》残卷，可查阅的信息非常完整，反映了参与这卷经书的抄写、校对等流程参与者的详细资料。此卷的抄写完成的时间为唐上元三年，此时欧阳询、虞世南已经过世，薛、褚盛名书坛。这件作品与褚遂良和薛稷的风格关联。抄写完成一个月后，另有编号为P.219.5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其信息也如同《金刚经》残卷一样完整，作品的书写水平毫不逊色。每行17字，结构平正、笔触精致，略显抑扬顿挫。笔画露锋空中回笔，提笔明显，收笔处稍按折回。转折处圆笔、方笔和方圆兼备者皆有，可谓技法娴熟、刚柔相济、深得意趣。与此卷类似的还有编号为S.14.56的《妙法莲华经第五》，写于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这件作品与《金刚经》残卷一样，风格也接近褚遂良的书法风格。官方写经与普通民众写经相比，其规模较大，书写人数之多，同一本佛教经书往往由多人共同抄写，从笔迹中也可以看到同一人书写多种经书。而民众抄写的经书则书法风格较为奇特。在佛学思想的笼罩之下，写经艺术显示出端庄洁净、气息贯通的特点，透漏出民众对佛教的敬仰与虔诚。
三、写经文化对书法的影响
书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佛学是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以写经为代表的佛学思想在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写经书法艺术如同唐代诗歌，写经传统在隋唐时期最为兴盛，达到写经文化的顶峰。欧阳文忠公云“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可以说隋唐书坛，名家辈出，僧俗具精。是佛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上至君王群臣，下至百姓平民，无不对佛学或者佛教有所寄托。
写经在唐以后往往被人视为写经体，仅仅局限于是书法的一种体势，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孤立的。与“馆阁体”一样，它所出现的时代，是时也，势也，特有的历史会出现特有的产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是历史给我们的意外惊喜。忽视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抹杀了禅门僧众对历史文化的贡献，这是极大的偏见，也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写经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中无欲无求、不着于相、率性而为之，没有多余修饰成分，必然民众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表达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让人世间充满阳光，无所畏惧，是书法审美追求之一，有着传统“尚简”思想，显现出君子之风。写经文化在中国书法史上应当受到关注，这对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提高书法艺术的向往，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自我最求。
参考文献：
[1]《史学集刊》[J].2013年9月第5期
[2]《装饰》[J].总第246期3013.10
[3]《书法》[J].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2
[4]苏树华.《悟心归元》[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11
[5]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
关键词：隋唐时期;佛学;写经体;书法艺术
一、写经传统的产生和佛学的确立
隋唐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导致上至大小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无不效仿，这也对道教、儒教的统治地位有一定的打击。写经的盛行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印刷术尚未普及，成本较高，活字印刷的技术尚未形成，只能靠手写流传，我国第一部印刷书籍《金刚经》的出现和佛教的兴盛定有着莫大的关系。其次，统治者追求佛道，寻求永生之术，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争先效仿。唐朝中央官学中设立“六学二馆”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就是负责抄写经书的专门机构。同时在地方上，写经多是出自和尚僧侣或者书童之手，为满足普通百姓的需求而作。再次，书经写经之功德使得众生信服，民众以抄写经书来祈求福报。最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了成就佛道、开启智慧、深明禅理而抄写经书。比如唐代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宋代的三苏父子都与佛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关系，清代朱耷、王铎、傅山、吴俊卿等人，乃至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中的弘一法师，其书法都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与佛学两者并非同一概念，绝不可混为一谈，佛学是建立在佛教的基础之上，佛教在中国传播，后经诸子百家的影响脱颖而出成为佛学，部分人认为是在宋代三教合一时形成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在六祖禅师慧能时形成的。禅宗传承由西天二十八宗与东土五祖之后，传至六祖慧能与神会法师引领南北，形成了“南顿北渐”之说，后使禅宗达到空前绝后，普遍十方。佛心宗就此而得到“普及”，为寻路人打开了方便门，得大智慧，明其心见其性。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教徒遍布全国，在家佛教徒数量则更多。隋唐时期佛教传播达到鼎盛。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
二、佛学思想影响下的写经风格
（一）石刻佛经的艺术风格
佛教的東传使得传统金石刊刻发生了改变，融入了新的刊刻方式及审美方式。首先，在金石的形制上区别于以往。传统的石刻尺寸在北魏以前一般不是很大，大者不过六尺余，小者平尺见方。而北魏以后的石经大者占有整个山崖石壁，小者题记数字于佛像旁，不过平尺，如同玩物，以造像消遣时光，表述愿景。其次，字形大小也有所改变，大多数比方刊刻佛经字体偏大，由于选择石壁的面积较大，石壁在外受自然风蚀作用，易风化，必须将字刻大，防止因风化而脱落，导致字迹脱落不可寻知。再次，与传统石刻相比，以儒家为代表的碑刻多具有庙堂之气，居于庙堂之中，或有专门人员刊刻、守护，代表着官方的地位，而佛经刊刻则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多为士大夫阶层书丹，请专门石匠刊刻，或在山阳，或在水阳，任凭风吹雨晒，山石崩落，于荒山、于名山皆可见到痕迹。
纵观佛经石刻在笔画表现上与其他多数石刻相比较，笔画圆起圆收居多，并无太多笔法、刀法在里面。显示出含弘、静谧、庄严、圆通的感觉。一变北魏方整尖薄之气，在金石碑版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为刊刻佛经的典范。代表着佛学的境界与对佛学的向往。
（二）墨迹写经的艺术风格
唐代历史的审美观并非全以丰腴为美。唐承隋制，书法传承尤为明显。比如隋代的《董美人》、《苏孝慈》与唐代《九成宫醴泉铭》、《雁塔圣教序》都以方整、劲挺为特点。《曹植庙碑》楷书中篆隶犹存，虽然古已有之，但也有独特之处，《裴将军帖》楷书中性情抒发兼有行草，便是隋代遗风。
唐代的《金刚经》残卷，可查阅的信息非常完整，反映了参与这卷经书的抄写、校对等流程参与者的详细资料。此卷的抄写完成的时间为唐上元三年，此时欧阳询、虞世南已经过世，薛、褚盛名书坛。这件作品与褚遂良和薛稷的风格关联。抄写完成一个月后，另有编号为P.219.5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其信息也如同《金刚经》残卷一样完整，作品的书写水平毫不逊色。每行17字，结构平正、笔触精致，略显抑扬顿挫。笔画露锋空中回笔，提笔明显，收笔处稍按折回。转折处圆笔、方笔和方圆兼备者皆有，可谓技法娴熟、刚柔相济、深得意趣。与此卷类似的还有编号为S.14.56的《妙法莲华经第五》，写于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这件作品与《金刚经》残卷一样，风格也接近褚遂良的书法风格。官方写经与普通民众写经相比，其规模较大，书写人数之多，同一本佛教经书往往由多人共同抄写，从笔迹中也可以看到同一人书写多种经书。而民众抄写的经书则书法风格较为奇特。在佛学思想的笼罩之下，写经艺术显示出端庄洁净、气息贯通的特点，透漏出民众对佛教的敬仰与虔诚。
三、写经文化对书法的影响
书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佛学是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以写经为代表的佛学思想在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写经书法艺术如同唐代诗歌，写经传统在隋唐时期最为兴盛，达到写经文化的顶峰。欧阳文忠公云“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可以说隋唐书坛，名家辈出，僧俗具精。是佛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上至君王群臣，下至百姓平民，无不对佛学或者佛教有所寄托。
写经在唐以后往往被人视为写经体，仅仅局限于是书法的一种体势，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孤立的。与“馆阁体”一样，它所出现的时代，是时也，势也，特有的历史会出现特有的产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是历史给我们的意外惊喜。忽视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抹杀了禅门僧众对历史文化的贡献，这是极大的偏见，也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写经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中无欲无求、不着于相、率性而为之，没有多余修饰成分，必然民众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表达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让人世间充满阳光，无所畏惧，是书法审美追求之一，有着传统“尚简”思想，显现出君子之风。写经文化在中国书法史上应当受到关注，这对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提高书法艺术的向往，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自我最求。
参考文献：
[1]《史学集刊》[J].2013年9月第5期
[2]《装饰》[J].总第246期3013.10
[3]《书法》[J].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2
[4]苏树华.《悟心归元》[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11
[5]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