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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戴维·威廉森戏剧《死去的白种男人》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以澳大利亚学术界为背景，反映了人物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社会文化问题，揭示了人的两面性，具有普世意义；通过揭露一系列人物的秘密，让读者和观众能更清楚地触及角色的真实，了解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关键词：戴维·威廉森 《死去的白种男人》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戴维·威廉森（1942-）是当代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剧作家，从1970年至今已创作了30多部戏剧，10多次获文学大奖。他的戏剧有些经改编后搬上了银幕，有些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威廉森的戏剧大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因此《纽约客》称他为“澳大利亚的易卜生”。《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s，1995）是威廉森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之一，该剧曾在悉尼歌剧院连续上演，尔后又在澳洲和国外巡演，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 以矛盾冲突揭示人的两面性
《死去的白种男人》有三个主要人物：在“新维斯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年轻女学生安吉拉·贾德，文学理论课讲师斯温·格兰特博士和在安吉拉的臆想中死而复生的莎士比亚。该剧是以当代澳大利亚为背景，围绕一系列的人物和社会问题展开故事情节的。很多读者都会在澳洲日常生活中发现这样的人和事。它涉及到剧中人物之间的种种冲突，不管他们是支持父权制还是女性主义，也不管他们信奉理智主义还是反智主义。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都源自于该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即自由人文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间的冲突。在该剧开始部分，主角安吉拉处于这两种对立思想的纠结中。一方面，斯温博士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深深地打动了她；另一方面，她也欣赏莎士比亚的自由人文主义论断。在两种对立的思想面前，安吉拉决定找到她自己的思想和身份。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一直与她形影不离，每当她向前迈进时，他总在她身边支持她。最后，她选择了莎士比亚倡导的人文主义。在有关澳大利亚大学内的人际关系上，该剧不仅非常滑稽，具有启示作用，而且直接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与争论。
在过去，威廉森写过有关学界的戏剧，如《系》（The Department，1975）、《彼得森》（Petersen，1974）。前者揭露了高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勾心斗角，后者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学里的性解放，同时对文学批评精英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死去的白种男人》不仅仅是谈文学批评家的，它甚至比《系》里的人物间的内斗走得更远。它既是一部关于文学价值本身的戏剧，也是一部在大学里的一些人想努力摧毁大学体系的戏剧。威廉森重点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谣传的“哥白尼革命”。所谓“哥白尼革命”是指，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推翻西方文化里那些陈旧思想的一场革命。其核心内容是：西方的知识和文学传统里的那些经典之作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普遍价值的表现，而仅仅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下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的老式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已。
威廉森从正面借助西方经典里倒数第二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来解决所谓的“范例转换”问题。他以莎士比亚的教导反对斯温的文学理论，因为后者试图灌输甚至强迫他那些倒霉的学生接受他自己的世界观。用斯温的话来说，当今的文学类学生都必须接受他提出的所有教条式理论：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大家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只不过是个诡计罢了；这里有很多真实的事物，也有很多思想或者话语来构建它们；文字不仅仅反映现实，也会虚构现实。威廉森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在剧中，斯温只是把很多大师的理论片段依样复述而已：他引用福柯的理论，认为知识永远都有一种影响力，自由人文主义则是所有父权制国家的最重要的思想；他赞同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认为西方文学里的那些“杰作”在奴化黑人和第三世界人民上如出一辙；根据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他试图使学生了解“享乐”这一概念，即一种未被性别政治侵蚀的性享乐形式。
《死去的白种男人》特别揭示了学生们研讨的最热门的人文话题：“肉体”。虽然斯温大肆宣扬他崇高的无性别歧视观念，但剧中还是揭露了他对“享乐”和女学生的肉体比那些理论上的东西更感兴趣。该剧最滑稽的场景源自于对学术界的女性主义的矫饰的攻击。法国理论家海伦曾经说过，女性如果想打破不容置疑的男性思维模式，就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威廉森表现了一个受了海伦的激励的女学生形象——她企图通过颠覆占主导地位的父权主义话语来通过她的文学理论课程考试。对于安吉拉头脑里的莎士比亚和令人厌恶的斯温之间的竞争，威廉森把筹码投放在了莎士比亚这一边。因为莎士比亚是个真诚谦虚、令人感到愉快的人，当他发现自己的戏剧在20世纪后期仍有人表演时，他感到惊讶不已。与斯温的文学理论相反，莎士比亚认为有些事物对人性而言是恒久不变的：爱，悲伤，内疚，愤怒，恐惧，轻蔑，忠诚和仇恨。此外，他试图说服读者，两性本质上的差异远远超过思想上的差异，而那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威廉森把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一些经典情节编写进了自己的戏剧，其中包括《皆大欢喜》里阿尔丁森里的那场婚礼。威廉森将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华纳入自己的作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处理不当，作品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威廉森的这出戏却很出色：一是因为莎士比亚戏剧里的那些场景跟他自己戏剧里的情节发展配合得很好，二是因为莎剧中的那些场景跟他戏劇里的次要情节有共同之处。
除了莎士比亚与法国理论界之间的争论外，《死去的白种男人》也有一个次要情节，那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对典型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该剧里，威廉森再次把注意力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现实问题上，因为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安吉拉的父亲是数千个中年男性中的中层管理人员之一，他因为经济衰退而不得不被裁掉。他知道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份工作了。而她的母亲，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成功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该剧中最感人的人物是寇尔·贾德，安吉拉的祖父，一个77岁的老人，他曾经是一名建筑工人。他第一次出场是面无表情地坐着，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女儿则在痛斥他专制独裁的大男子主义。生长在父权制家庭里的那些倡导女性主义的人对这个场景是极为熟悉的。后来，在一场演讲中，寇尔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并对先前针对他的那些控告进行辩解。当莎士比亚出现在舞台上和那些文学理论家抗衡的时候，寇尔以李尔王的形象出现了。对于那些回想起寇尔前面两个场景和意识到威廉森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设计。他赋予了澳洲老一辈工人阶级中的男性一个悲剧形象的典范——李尔王，一个被新生代戏剧家、喜剧演员和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神化的人物形象。 由此观之，《死去的白种男人》突显了剧中人物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揭示了人的两面性。
三 通过人物的秘密剖析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死去的白种男人》的价值还在于，它以近乎写实的手法让读者意识到一些生活“常识”，比如在生活中人人都有秘密。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有秘密，而这些秘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和表达其生活以及对其他角色的看法。人物之间的谈话泄露了这些秘密，因而读者能更清楚地触及角色的真实，了解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在该剧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寇尔的秘密。他从未告诉过家里任何人在14年里他将收入的1/3资助了赫登一家，而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他跛足搭档的忠诚和责任。虽然寇尔相信自己的行为并无过错，但是他知道别人未必认为他有责任照顾赫登一家。言谈之间，寇尔告诉安吉拉，如果此事被格瑞丝发现的话，她会捅破天的。由于格瑞丝是一个非常自私、武断的女人，所以在她看来，他的想法绝对是不合理的。家人都责备寇尔，说他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控诉他在家里“吝啬”和“跋扈”，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供养他的搭档一家了。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编了一些理由，将寇尔斥为他们无法摆脱现状、过理想生活的始作俑者。寇尔的秘密波及家中所有人以及家人对他的看法，这是在《死去的白种男人》中对“秘密决定生活”的有力诠释。
在想法和秘密的种类上，斯温博士与寇尔相反。他一开始就对自己和其他人有秘密，并且隐瞒到了最后。斯温的主要秘密就是自己的真实个性，尤其是他对社会上男男女女的真实感受。他宣称自己完全支持女权主义和女性的权利，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守本分的人，因为他利用大学教师这一隐蔽身份企图诱奸安吉拉和梅丽莎。由于他滥用“决定谁考试及格，谁考试不及格”这一权力，安吉拉开始对他产生怀疑（安吉拉曾经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不折不扣的女性权利维护者”）。斯温的另一个秘密就是对妻子的成就不满。虽然他告诉安吉拉，他为乔安娜比自己优秀而感到“万分自豪”，但是很明显，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事实与他“非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形象不符。斯温从不说任何有损自己名声的话，他非常自负并且很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虽然他假装支持极其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多元文化的课题”，但是他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斯温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不够专业，这是他多年难以示人的隐痛，虽然其他人物如梅丽莎对此心知肚明。他用自己的职务去影响他与学生的关系；他与安吉拉讨论梅丽莎的成绩；此外，虽然他声称“你没有必要一遍一遍地抄写作业”，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言行不一致。在他的课程上，只有那些碰巧和他想法一致的学生才能拿高分。
安吉拉的另一个朋友史蒂夫虽然是剧中最开朗、最诚实的角色之一，但是他也有秘密。在剧本开始时，史蒂夫似乎向自己以及其他人“假装”自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从小就相信任何有成就的人都必须上大学，并且学习上的成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史蒂夫继承了父母的观点，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只有笨蛋才修车”。随着剧情的发展，史蒂夫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大学生活，并且不再相信父母的说教。他保守着这个秘密，上了大学，遇见了安吉拉——另一个证实秘密决定生活的角色。
安吉拉开始不愿意承认莎士比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真理，这是自己隐瞒秘密的又一个例子，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自我压抑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由此看来，剧中人物有向自己隐瞒的秘密，也有向别人隐瞒的秘密。剧中的每一个秘密都影响到了剧中人物的生活和人物之间的看法。此外，一旦秘密被揭露，就会导致对某一个特定人物的看法发生变化，剧中人物如此，读者也如此。通过揭露一系列人物的秘密，剧作《死去的白种男人》证明了秘密决定生活这一观点。
四 结语
莎士比亚在这出戏里告诉观众，他在快到50岁的时候放弃了继续创作，并在深深的忧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让威廉森迷们感到兴奋的是，他并没有步莎士比亚的后尘。《死去的白种男人》表明，威廉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发现那些重要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由此观之，《死去的白种男人》突显了剧中人物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具有普世的文学价值。
注：本文系2012年度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SCWY12-03）。
参考文献：
[1] David Williamson.Dead White Males[M].Sydney：Currency Press，1995.
[2] G.Lamden.Devising：A Handbook for 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C].London：Hodder & Stoughton，2000.
[3] J.Neelands & W.Dobson.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 at AS/A Llevel[C].London：Hodder & Stoughton，2000.
[4] Brisbane Katharine.David Williamson：A Celebration[C].Canberra：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2003.
[5]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张贯之，男，1972—，四川蒼溪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关键词：戴维·威廉森 《死去的白种男人》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戴维·威廉森（1942-）是当代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剧作家，从1970年至今已创作了30多部戏剧，10多次获文学大奖。他的戏剧有些经改编后搬上了银幕，有些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威廉森的戏剧大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因此《纽约客》称他为“澳大利亚的易卜生”。《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s，1995）是威廉森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之一，该剧曾在悉尼歌剧院连续上演，尔后又在澳洲和国外巡演，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 以矛盾冲突揭示人的两面性
《死去的白种男人》有三个主要人物：在“新维斯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年轻女学生安吉拉·贾德，文学理论课讲师斯温·格兰特博士和在安吉拉的臆想中死而复生的莎士比亚。该剧是以当代澳大利亚为背景，围绕一系列的人物和社会问题展开故事情节的。很多读者都会在澳洲日常生活中发现这样的人和事。它涉及到剧中人物之间的种种冲突，不管他们是支持父权制还是女性主义，也不管他们信奉理智主义还是反智主义。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都源自于该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即自由人文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间的冲突。在该剧开始部分，主角安吉拉处于这两种对立思想的纠结中。一方面，斯温博士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深深地打动了她；另一方面，她也欣赏莎士比亚的自由人文主义论断。在两种对立的思想面前，安吉拉决定找到她自己的思想和身份。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一直与她形影不离，每当她向前迈进时，他总在她身边支持她。最后，她选择了莎士比亚倡导的人文主义。在有关澳大利亚大学内的人际关系上，该剧不仅非常滑稽，具有启示作用，而且直接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与争论。
在过去，威廉森写过有关学界的戏剧，如《系》（The Department，1975）、《彼得森》（Petersen，1974）。前者揭露了高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勾心斗角，后者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学里的性解放，同时对文学批评精英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死去的白种男人》不仅仅是谈文学批评家的，它甚至比《系》里的人物间的内斗走得更远。它既是一部关于文学价值本身的戏剧，也是一部在大学里的一些人想努力摧毁大学体系的戏剧。威廉森重点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谣传的“哥白尼革命”。所谓“哥白尼革命”是指，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推翻西方文化里那些陈旧思想的一场革命。其核心内容是：西方的知识和文学传统里的那些经典之作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普遍价值的表现，而仅仅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下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的老式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已。
威廉森从正面借助西方经典里倒数第二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来解决所谓的“范例转换”问题。他以莎士比亚的教导反对斯温的文学理论，因为后者试图灌输甚至强迫他那些倒霉的学生接受他自己的世界观。用斯温的话来说，当今的文学类学生都必须接受他提出的所有教条式理论：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大家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只不过是个诡计罢了；这里有很多真实的事物，也有很多思想或者话语来构建它们；文字不仅仅反映现实，也会虚构现实。威廉森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在剧中，斯温只是把很多大师的理论片段依样复述而已：他引用福柯的理论，认为知识永远都有一种影响力，自由人文主义则是所有父权制国家的最重要的思想；他赞同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认为西方文学里的那些“杰作”在奴化黑人和第三世界人民上如出一辙；根据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他试图使学生了解“享乐”这一概念，即一种未被性别政治侵蚀的性享乐形式。
《死去的白种男人》特别揭示了学生们研讨的最热门的人文话题：“肉体”。虽然斯温大肆宣扬他崇高的无性别歧视观念，但剧中还是揭露了他对“享乐”和女学生的肉体比那些理论上的东西更感兴趣。该剧最滑稽的场景源自于对学术界的女性主义的矫饰的攻击。法国理论家海伦曾经说过，女性如果想打破不容置疑的男性思维模式，就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威廉森表现了一个受了海伦的激励的女学生形象——她企图通过颠覆占主导地位的父权主义话语来通过她的文学理论课程考试。对于安吉拉头脑里的莎士比亚和令人厌恶的斯温之间的竞争，威廉森把筹码投放在了莎士比亚这一边。因为莎士比亚是个真诚谦虚、令人感到愉快的人，当他发现自己的戏剧在20世纪后期仍有人表演时，他感到惊讶不已。与斯温的文学理论相反，莎士比亚认为有些事物对人性而言是恒久不变的：爱，悲伤，内疚，愤怒，恐惧，轻蔑，忠诚和仇恨。此外，他试图说服读者，两性本质上的差异远远超过思想上的差异，而那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威廉森把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一些经典情节编写进了自己的戏剧，其中包括《皆大欢喜》里阿尔丁森里的那场婚礼。威廉森将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华纳入自己的作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处理不当，作品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威廉森的这出戏却很出色：一是因为莎士比亚戏剧里的那些场景跟他自己戏剧里的情节发展配合得很好，二是因为莎剧中的那些场景跟他戏劇里的次要情节有共同之处。
除了莎士比亚与法国理论界之间的争论外，《死去的白种男人》也有一个次要情节，那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对典型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该剧里，威廉森再次把注意力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现实问题上，因为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安吉拉的父亲是数千个中年男性中的中层管理人员之一，他因为经济衰退而不得不被裁掉。他知道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份工作了。而她的母亲，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成功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该剧中最感人的人物是寇尔·贾德，安吉拉的祖父，一个77岁的老人，他曾经是一名建筑工人。他第一次出场是面无表情地坐着，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女儿则在痛斥他专制独裁的大男子主义。生长在父权制家庭里的那些倡导女性主义的人对这个场景是极为熟悉的。后来，在一场演讲中，寇尔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并对先前针对他的那些控告进行辩解。当莎士比亚出现在舞台上和那些文学理论家抗衡的时候，寇尔以李尔王的形象出现了。对于那些回想起寇尔前面两个场景和意识到威廉森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设计。他赋予了澳洲老一辈工人阶级中的男性一个悲剧形象的典范——李尔王，一个被新生代戏剧家、喜剧演员和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神化的人物形象。 由此观之，《死去的白种男人》突显了剧中人物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揭示了人的两面性。
三 通过人物的秘密剖析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死去的白种男人》的价值还在于，它以近乎写实的手法让读者意识到一些生活“常识”，比如在生活中人人都有秘密。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有秘密，而这些秘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和表达其生活以及对其他角色的看法。人物之间的谈话泄露了这些秘密，因而读者能更清楚地触及角色的真实，了解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在该剧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寇尔的秘密。他从未告诉过家里任何人在14年里他将收入的1/3资助了赫登一家，而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他跛足搭档的忠诚和责任。虽然寇尔相信自己的行为并无过错，但是他知道别人未必认为他有责任照顾赫登一家。言谈之间，寇尔告诉安吉拉，如果此事被格瑞丝发现的话，她会捅破天的。由于格瑞丝是一个非常自私、武断的女人，所以在她看来，他的想法绝对是不合理的。家人都责备寇尔，说他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控诉他在家里“吝啬”和“跋扈”，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供养他的搭档一家了。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编了一些理由，将寇尔斥为他们无法摆脱现状、过理想生活的始作俑者。寇尔的秘密波及家中所有人以及家人对他的看法，这是在《死去的白种男人》中对“秘密决定生活”的有力诠释。
在想法和秘密的种类上，斯温博士与寇尔相反。他一开始就对自己和其他人有秘密，并且隐瞒到了最后。斯温的主要秘密就是自己的真实个性，尤其是他对社会上男男女女的真实感受。他宣称自己完全支持女权主义和女性的权利，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守本分的人，因为他利用大学教师这一隐蔽身份企图诱奸安吉拉和梅丽莎。由于他滥用“决定谁考试及格，谁考试不及格”这一权力，安吉拉开始对他产生怀疑（安吉拉曾经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不折不扣的女性权利维护者”）。斯温的另一个秘密就是对妻子的成就不满。虽然他告诉安吉拉，他为乔安娜比自己优秀而感到“万分自豪”，但是很明显，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事实与他“非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形象不符。斯温从不说任何有损自己名声的话，他非常自负并且很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虽然他假装支持极其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多元文化的课题”，但是他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斯温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不够专业，这是他多年难以示人的隐痛，虽然其他人物如梅丽莎对此心知肚明。他用自己的职务去影响他与学生的关系；他与安吉拉讨论梅丽莎的成绩；此外，虽然他声称“你没有必要一遍一遍地抄写作业”，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言行不一致。在他的课程上，只有那些碰巧和他想法一致的学生才能拿高分。
安吉拉的另一个朋友史蒂夫虽然是剧中最开朗、最诚实的角色之一，但是他也有秘密。在剧本开始时，史蒂夫似乎向自己以及其他人“假装”自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从小就相信任何有成就的人都必须上大学，并且学习上的成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史蒂夫继承了父母的观点，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只有笨蛋才修车”。随着剧情的发展，史蒂夫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大学生活，并且不再相信父母的说教。他保守着这个秘密，上了大学，遇见了安吉拉——另一个证实秘密决定生活的角色。
安吉拉开始不愿意承认莎士比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真理，这是自己隐瞒秘密的又一个例子，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自我压抑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由此看来，剧中人物有向自己隐瞒的秘密，也有向别人隐瞒的秘密。剧中的每一个秘密都影响到了剧中人物的生活和人物之间的看法。此外，一旦秘密被揭露，就会导致对某一个特定人物的看法发生变化，剧中人物如此，读者也如此。通过揭露一系列人物的秘密，剧作《死去的白种男人》证明了秘密决定生活这一观点。
四 结语
莎士比亚在这出戏里告诉观众，他在快到50岁的时候放弃了继续创作，并在深深的忧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让威廉森迷们感到兴奋的是，他并没有步莎士比亚的后尘。《死去的白种男人》表明，威廉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发现那些重要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由此观之，《死去的白种男人》突显了剧中人物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具有普世的文学价值。
注：本文系2012年度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SCWY12-03）。
参考文献：
[1] David Williamson.Dead White Males[M].Sydney：Currency Press，1995.
[2] G.Lamden.Devising：A Handbook for 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C].London：Hodder & Stoughton，2000.
[3] J.Neelands & W.Dobson.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 at AS/A Llevel[C].London：Hodder & Stoughton，2000.
[4] Brisbane Katharine.David Williamson：A Celebration[C].Canberra：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2003.
[5]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张贯之，男，1972—，四川蒼溪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