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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于1999年6月16日在日本通产省举行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
亚洲经济长期以来令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初期，经历这个时期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第二个事实就在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最近几年中。
50年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沉睡的巨人，中国和印度，将苏醒过来，经过50年代初国内外帮助下的快速发展，有望在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成为超级大国。
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场竞赛的获胜者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东亚的“四小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实际上，这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的增长率超过了50年代所有人对世界各地最高潜在增长率的最大胆的预期，它们的政策框架更是令人惊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东亚的成就称作“奇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1997年中，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蔓延到了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尼(这几个国家是亚洲的新四虎(韓国除外)，它们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亚洲老四虎则因巨大的繁荣而庆幸)。亚洲奇迹成为亚洲大崩溃。
当然，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这场危机。我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才华横溢的保罗·克鲁格曼，被看作是预测到了这场灾难的人，因为在他那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并被多次引用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运用了我的另一位学生，阿林·杨的计量经济学著作，认为(和杨一起)亚洲奇迹几乎完全是增加投资的结果。因此，克鲁格曼得出了苏联式的衰退，并认为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导致收益递减，从而导致增长率的下降和亚洲奇迹的结束。
但是，如果因为克鲁格曼预言了亚洲奇迹的结束而把亚洲大崩溃的预见归功于克鲁格曼是错误的，有两个令人信服的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有可靠的经验事实可以驳斥杨的如下观点，即在东亚地区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对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的周期考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这也是我们预料到的结果：即技术成熟度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例如，日本从生产劣质工业品的国家发展到生产高质量的工业品、微型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并最终发展成为生产主要工业品的国家。杨的著作忽略了这一因素。我认为：收益递减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事实，计量经济学也是如此。
第二，更确切地说，克鲁格曼预言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暗含着增长率连续性的逐渐下降。然而，事实却是，崩溃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是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崩溃的原因是金融方面的。
因此，收益递减假说既不能合理地说明亚洲未来的衰退；也不能严格地用来说明1997年危机的可怕后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把亚洲大崩溃的预见归功于克鲁格曼就像把预言核冬天造成的世界末日归因于耶稣的反常行为，也就是说耶稣走在大街上，并宣称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将带来世界末日。
我所说的这一切既不是为了与我的学生一争长短，不管他们如何出色，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提醒大家，经济预测充满风险。我想说的是，亚洲奇迹和亚洲大崩溃都与以下三个问题直接有关：
●导致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应该获取什么样的政策教训以促进最近的复苏，并采取适当的政策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冲击。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如何判断亚洲经济的复苏；
●亚洲国家的经济能否再次获得标志着亚洲奇迹的异乎寻常的高增长，或者说它们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中，并取得7％或10％的年均增长率?
亚洲奇迹：原因
亚洲奇迹是政策选择的产物。许多人注意到，非常高的投资比率以及对技术进步的稳定吸收维持了惊人的增长率，在我看来，这是外贸导向型经济的产物，而对某些国家来说，则是优先考虑直接投资的产物。
香港和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区，它们与19世纪的英国非常相似。其他国家则往往设有贸易壁垒。但是，它们的成就与承诺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相似，因为这些国家运用政策工具抵消了贸易保护的某些非常重要而又致命的缺点：这就是企业沉溺于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由此“不负责任”地陷入持续的无效率。这种抵消政策在有力地承诺运用出口促进措施，如出口补贴，使外部市场变得重要的同时，还不断地从政治上强调生产质量要达到世界水平，强调把脱盲和更高水平的教育作为辅助政策。
更进一步说，外贸导向意味着刺激投资并不是像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如印度那样仅限于国内市场。因此，投资比率将上升或维持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出口收入的增加可归因于出口导向型政策，这意味着高投资是以进口国外资本品的方式实现的，这些资本品体现了国外的技术进步，因此进口资本品增加了资本积累中技术吸收的效益。对教育的重视反过来意味着新技术可以被有效地利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国内各种技术变迁的因素也会逐渐形成，从而产生更高的生产收益(与那些教育落后的国家相比)。
在我看来，当我们论及亚洲国家的基本要素时，所有这些特殊的要素并没有恶化。实际上，人们应当对亚洲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更高增长率的复苏前景抱有乐观的看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正在推行的改革，尤其是为了渐进而有效地减少坏账而引入更好的银行和会计标准，提高对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结构的关注，将健全持续高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
这并不否认仍然存在一些不乐观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目前世界市场上的某些产品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贸易增长开始放缓，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以外贸导向作为亚洲增长战略的关键因素的可能性遭到了削弱。但是，战后的经验表明贸易的弹性很大；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市场是可以被发现的，相反，印度的经验则表明以出口悲观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失败主义情绪，通常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如果你认定自己无法出口，那么你就不会有出口。因此，如果金融危机导致崩溃的原因已经找到，那么我就不会把我的目光盯在重新获得增长上。
最近我接受了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采访，有位持悲观看法的编辑曾问我：在目前的市场紧缩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担心这样的事实，即你出口越多，我的出口就会越少?实际上，这是一个谬误。除非你正在积累外汇储备，一般的情况是，你出口越多，进口也越多。因此，当你占领了市场的时候，你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市场：一叶障目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这并不否认如下可能性：即如果新市场与传统市场有所不同，那么有可能存在调整问题。然而，这是一个不相关的、而且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悲观地看待亚洲经济高增长复苏的另一个事实是，一旦金融危机被克服，赞成产业政策的作家，如罗伯特·威德、阿里斯·阿姆斯登就会出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导致了高增长率，而这种状况在美国的傲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下，正在消失。但是矛盾的是，仍然有一些反对产业政策的改革者，他们认为控制产业政策的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两类人都错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亚洲经济成就背后的主要动力在其他地方，产业政策、企业财团、行政指导，日本的产业序列（Keiretsus）的作用被严重地夸大了。在我看来，这些做法是否延续，是否减弱或强化并不重要。
不用多说，我仍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亚洲的增长率一旦恢复，就会很快地陷入收益递减。我也许还应当提醒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你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中，收益递减规律并没有出现在那些有着非凡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
大崩溃：原因和补救政策
因此，我将以乐观的方式来回答如下问题：亚洲经济一旦度过了目前由危机引致的大崩溃，是否能重新获得相当高的增长率；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多长时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危机原因的认识，以及现行的补救政策是否合适。由此产生了两个相关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类似的不利冲击是否可以避免；如果可以，应如何避免?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始于1997年中的亚洲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华尔街—财政部情结”(WallStreetTreasuryComplex)的压力下，仓促地向资本的自由流动开放。关于“华尔街—财政部情结”，我曾经在那篇被广泛引用和翻译的《资本之谜》中加以描述，该文发表在1998年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华尔街普遍希望扩大它的业务范围；美国财政部则屈从于院外集团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压力，忘记了资本资金市场并不像产品市场那样没有什么危害，因而需要审慎的监督和管制。华盛顿倾向于假装没有这种压力，但是如果你与5年前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部长聊一聊，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多产的巴利·爱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拥护者最终得出了与我相似的结论，并认为华尔街—财政部情结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的责任。我可以引用几段他说过的话：“只是在最近几年，为了应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各国政府(先是欧洲和日本，然后是大多数新兴国家)放弃了资本控制。亚洲危机表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继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危机后，我们是否还需要第三次危机来提醒我们过早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危险。”“实用主义是这个时代的准则。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为黄金时间(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作好准备。”“美国财政部需要克服华尔街情结。”这种鲁莽的金融自由化使短期借贷达到了危险的水平，这反过来引发了亚洲经济的大崩溃。当资本流动的恐慌驱动型灾难发生时，亚洲四虎的资源外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施高利率和通货紧缩的反凯恩斯政策来配制解决问题的药方。最后，是第三个错误，美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扼杀了最初的所谓木神原（Sakakibra）计划，该计划预备由日本向受灾的亚洲经济注入1000亿美元：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混合：美国和日本之间的霸权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霸权不容侵犯；把这场危机错误地看作是一场能够随时得到矫正的危机(这种自大和傲慢源自对墨西哥危机的成功救助)。
所有这些是多么地错误!我认为，美国政府才时真正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认为鲁宾和萨默斯成功地控制了世界经济中自SmootHawley以来最大的人为灾难，是不客观的。现在，他们因度过危机而受到称赞，但是这有点像基辛格先生把越南战争归咎于至今还没有消失的美国人的精神错乱和战争狂，并因结束了越南战争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受灾国家的经济没有缺陷。实际上，它们的银行体系比我们的要脆弱，但是我们可能夸大了这一点，因为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有着优良的标准和专业知识。其次，在这些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但是，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现象，华盛顿的白宫和其他地方也有许多被新闻界披露的裙带关系，在美国政界每周都有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金钱腐败丑闻。另外，在那些渴望为自己的错误找到替罪羊的批评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裙带资本主义可以带来数十年的高增长，并与之保持协调，然后又突然之间成为一场经济灾难的原因。另外，苏哈托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收入分配和民主基础上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否真的与经济繁荣不相容?因此，尽管我非常热衷于改进会计准则，对坏账过多(并不一定是亚洲地区性的失败而引起的，它有可能是危机本身造成的)的银行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其他改革，如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和防范金融危机或经济复苏之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韩国的复苏，比1年前预计的时间早了点，与消除企业财团的缓慢进展相一致。而企业财团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我完全同意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种“改革”施加过多限制性条件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无充分理由地否定“亚洲”处事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而亚洲处事方式带来的30年史无前例的高增长至少应该使我们更谨慎地对待它。
在这里，我想起了1998年萨默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对日本的讽刺性评论：“日本最重要的发明就是索尼的随身听!”(评论的大意如此)，现在的日本被认为一个令人遗憾的景象，而在80年代，它的巨大能量使人感到害怕。《金融时报》的编辑恶作剧似地在这一评论旁边加注了一篇有关本田公司开发了一种能使排放量减少一半的新发动机的报道。这就是华盛顿的傲慢！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肆意施加限制性条件的结果!在我看来，在为目前的危机开出的更具一般性政策的药方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药方是经得起考验的，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针对恐慌性资本外流的紧缩政策可能会起反作用(即使为了吸引资本会流，这样做看起来是合理的)并及时扭转了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识到，在危机时期实行资本控制并不见得是件坏事。马来西亚的危机处理并不比韩国好，但是也不比韩国差。另外，马来西亚不得不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还在不顾世界舆论恶意审判安华的事件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我们并不能从书本中得到如何恰当地利用资本控制的“可控”实验。如果你越过亚洲，看看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贷款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迅速枯竭，那么你就该问问自己：如果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智地暂时冻结资本账户，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此外，我们现在仍然在争论不同汇率制度的优点。就浮动汇率和货币局制度来说，现行的正统观点认为两者都有长处，但是你不可能刚好得到两者的好处，尤其是有调整的钉住汇率或与之等效的其他汇率制度安排：即一种货币的价值能够在某种压力下有规则地调整。不幸的是，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毕竟，货币局制度也是人为的，因此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我看来，自以为货币局制度无懈可击，并因此认为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可以不受制于恐慌引发的资本流动是相当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将会继续下去，最终的答案并不会出现。
结论
1.亚洲危机已经触底。金融部门的某些必要的改革已经上路。
2.亚洲经济中的其他因素可能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像某些轻率的西方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非生产性的；亚洲经济的耐力并不令人悲观。
3.如果复苏最终得以实现，我对造成亚洲奇迹原因的分析表明，亚洲仍然会获得如果不是非凡的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
（苏平译）
亚洲经济长期以来令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初期，经历这个时期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第二个事实就在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最近几年中。
50年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沉睡的巨人，中国和印度，将苏醒过来，经过50年代初国内外帮助下的快速发展，有望在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成为超级大国。
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场竞赛的获胜者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东亚的“四小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实际上，这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的增长率超过了50年代所有人对世界各地最高潜在增长率的最大胆的预期，它们的政策框架更是令人惊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东亚的成就称作“奇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1997年中，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蔓延到了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尼(这几个国家是亚洲的新四虎(韓国除外)，它们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亚洲老四虎则因巨大的繁荣而庆幸)。亚洲奇迹成为亚洲大崩溃。
当然，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这场危机。我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才华横溢的保罗·克鲁格曼，被看作是预测到了这场灾难的人，因为在他那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并被多次引用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运用了我的另一位学生，阿林·杨的计量经济学著作，认为(和杨一起)亚洲奇迹几乎完全是增加投资的结果。因此，克鲁格曼得出了苏联式的衰退，并认为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导致收益递减，从而导致增长率的下降和亚洲奇迹的结束。
但是，如果因为克鲁格曼预言了亚洲奇迹的结束而把亚洲大崩溃的预见归功于克鲁格曼是错误的，有两个令人信服的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有可靠的经验事实可以驳斥杨的如下观点，即在东亚地区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对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的周期考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这也是我们预料到的结果：即技术成熟度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例如，日本从生产劣质工业品的国家发展到生产高质量的工业品、微型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并最终发展成为生产主要工业品的国家。杨的著作忽略了这一因素。我认为：收益递减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事实，计量经济学也是如此。
第二，更确切地说，克鲁格曼预言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暗含着增长率连续性的逐渐下降。然而，事实却是，崩溃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是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崩溃的原因是金融方面的。
因此，收益递减假说既不能合理地说明亚洲未来的衰退；也不能严格地用来说明1997年危机的可怕后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把亚洲大崩溃的预见归功于克鲁格曼就像把预言核冬天造成的世界末日归因于耶稣的反常行为，也就是说耶稣走在大街上，并宣称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将带来世界末日。
我所说的这一切既不是为了与我的学生一争长短，不管他们如何出色，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提醒大家，经济预测充满风险。我想说的是，亚洲奇迹和亚洲大崩溃都与以下三个问题直接有关：
●导致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应该获取什么样的政策教训以促进最近的复苏，并采取适当的政策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冲击。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如何判断亚洲经济的复苏；
●亚洲国家的经济能否再次获得标志着亚洲奇迹的异乎寻常的高增长，或者说它们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中，并取得7％或10％的年均增长率?
亚洲奇迹：原因
亚洲奇迹是政策选择的产物。许多人注意到，非常高的投资比率以及对技术进步的稳定吸收维持了惊人的增长率，在我看来，这是外贸导向型经济的产物，而对某些国家来说，则是优先考虑直接投资的产物。
香港和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区，它们与19世纪的英国非常相似。其他国家则往往设有贸易壁垒。但是，它们的成就与承诺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相似，因为这些国家运用政策工具抵消了贸易保护的某些非常重要而又致命的缺点：这就是企业沉溺于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由此“不负责任”地陷入持续的无效率。这种抵消政策在有力地承诺运用出口促进措施，如出口补贴，使外部市场变得重要的同时，还不断地从政治上强调生产质量要达到世界水平，强调把脱盲和更高水平的教育作为辅助政策。
更进一步说，外贸导向意味着刺激投资并不是像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如印度那样仅限于国内市场。因此，投资比率将上升或维持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出口收入的增加可归因于出口导向型政策，这意味着高投资是以进口国外资本品的方式实现的，这些资本品体现了国外的技术进步，因此进口资本品增加了资本积累中技术吸收的效益。对教育的重视反过来意味着新技术可以被有效地利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国内各种技术变迁的因素也会逐渐形成，从而产生更高的生产收益(与那些教育落后的国家相比)。
在我看来，当我们论及亚洲国家的基本要素时，所有这些特殊的要素并没有恶化。实际上，人们应当对亚洲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更高增长率的复苏前景抱有乐观的看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正在推行的改革，尤其是为了渐进而有效地减少坏账而引入更好的银行和会计标准，提高对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结构的关注，将健全持续高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
这并不否认仍然存在一些不乐观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目前世界市场上的某些产品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贸易增长开始放缓，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以外贸导向作为亚洲增长战略的关键因素的可能性遭到了削弱。但是，战后的经验表明贸易的弹性很大；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市场是可以被发现的，相反，印度的经验则表明以出口悲观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失败主义情绪，通常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如果你认定自己无法出口，那么你就不会有出口。因此，如果金融危机导致崩溃的原因已经找到，那么我就不会把我的目光盯在重新获得增长上。
最近我接受了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采访，有位持悲观看法的编辑曾问我：在目前的市场紧缩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担心这样的事实，即你出口越多，我的出口就会越少?实际上，这是一个谬误。除非你正在积累外汇储备，一般的情况是，你出口越多，进口也越多。因此，当你占领了市场的时候，你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市场：一叶障目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这并不否认如下可能性：即如果新市场与传统市场有所不同，那么有可能存在调整问题。然而，这是一个不相关的、而且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悲观地看待亚洲经济高增长复苏的另一个事实是，一旦金融危机被克服，赞成产业政策的作家，如罗伯特·威德、阿里斯·阿姆斯登就会出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导致了高增长率，而这种状况在美国的傲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下，正在消失。但是矛盾的是，仍然有一些反对产业政策的改革者，他们认为控制产业政策的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两类人都错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亚洲经济成就背后的主要动力在其他地方，产业政策、企业财团、行政指导，日本的产业序列（Keiretsus）的作用被严重地夸大了。在我看来，这些做法是否延续，是否减弱或强化并不重要。
不用多说，我仍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亚洲的增长率一旦恢复，就会很快地陷入收益递减。我也许还应当提醒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你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中，收益递减规律并没有出现在那些有着非凡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
大崩溃：原因和补救政策
因此，我将以乐观的方式来回答如下问题：亚洲经济一旦度过了目前由危机引致的大崩溃，是否能重新获得相当高的增长率；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多长时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危机原因的认识，以及现行的补救政策是否合适。由此产生了两个相关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类似的不利冲击是否可以避免；如果可以，应如何避免?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始于1997年中的亚洲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华尔街—财政部情结”(WallStreetTreasuryComplex)的压力下，仓促地向资本的自由流动开放。关于“华尔街—财政部情结”，我曾经在那篇被广泛引用和翻译的《资本之谜》中加以描述，该文发表在1998年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华尔街普遍希望扩大它的业务范围；美国财政部则屈从于院外集团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压力，忘记了资本资金市场并不像产品市场那样没有什么危害，因而需要审慎的监督和管制。华盛顿倾向于假装没有这种压力，但是如果你与5年前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部长聊一聊，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多产的巴利·爱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拥护者最终得出了与我相似的结论，并认为华尔街—财政部情结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的责任。我可以引用几段他说过的话：“只是在最近几年，为了应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各国政府(先是欧洲和日本，然后是大多数新兴国家)放弃了资本控制。亚洲危机表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继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危机后，我们是否还需要第三次危机来提醒我们过早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危险。”“实用主义是这个时代的准则。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为黄金时间(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作好准备。”“美国财政部需要克服华尔街情结。”这种鲁莽的金融自由化使短期借贷达到了危险的水平，这反过来引发了亚洲经济的大崩溃。当资本流动的恐慌驱动型灾难发生时，亚洲四虎的资源外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施高利率和通货紧缩的反凯恩斯政策来配制解决问题的药方。最后，是第三个错误，美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扼杀了最初的所谓木神原（Sakakibra）计划，该计划预备由日本向受灾的亚洲经济注入1000亿美元：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混合：美国和日本之间的霸权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霸权不容侵犯；把这场危机错误地看作是一场能够随时得到矫正的危机(这种自大和傲慢源自对墨西哥危机的成功救助)。
所有这些是多么地错误!我认为，美国政府才时真正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认为鲁宾和萨默斯成功地控制了世界经济中自SmootHawley以来最大的人为灾难，是不客观的。现在，他们因度过危机而受到称赞，但是这有点像基辛格先生把越南战争归咎于至今还没有消失的美国人的精神错乱和战争狂，并因结束了越南战争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受灾国家的经济没有缺陷。实际上，它们的银行体系比我们的要脆弱，但是我们可能夸大了这一点，因为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有着优良的标准和专业知识。其次，在这些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但是，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现象，华盛顿的白宫和其他地方也有许多被新闻界披露的裙带关系，在美国政界每周都有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金钱腐败丑闻。另外，在那些渴望为自己的错误找到替罪羊的批评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裙带资本主义可以带来数十年的高增长，并与之保持协调，然后又突然之间成为一场经济灾难的原因。另外，苏哈托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收入分配和民主基础上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否真的与经济繁荣不相容?因此，尽管我非常热衷于改进会计准则，对坏账过多(并不一定是亚洲地区性的失败而引起的，它有可能是危机本身造成的)的银行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其他改革，如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和防范金融危机或经济复苏之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韩国的复苏，比1年前预计的时间早了点，与消除企业财团的缓慢进展相一致。而企业财团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我完全同意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种“改革”施加过多限制性条件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无充分理由地否定“亚洲”处事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而亚洲处事方式带来的30年史无前例的高增长至少应该使我们更谨慎地对待它。
在这里，我想起了1998年萨默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对日本的讽刺性评论：“日本最重要的发明就是索尼的随身听!”(评论的大意如此)，现在的日本被认为一个令人遗憾的景象，而在80年代，它的巨大能量使人感到害怕。《金融时报》的编辑恶作剧似地在这一评论旁边加注了一篇有关本田公司开发了一种能使排放量减少一半的新发动机的报道。这就是华盛顿的傲慢！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肆意施加限制性条件的结果!在我看来，在为目前的危机开出的更具一般性政策的药方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药方是经得起考验的，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针对恐慌性资本外流的紧缩政策可能会起反作用(即使为了吸引资本会流，这样做看起来是合理的)并及时扭转了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识到，在危机时期实行资本控制并不见得是件坏事。马来西亚的危机处理并不比韩国好，但是也不比韩国差。另外，马来西亚不得不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还在不顾世界舆论恶意审判安华的事件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我们并不能从书本中得到如何恰当地利用资本控制的“可控”实验。如果你越过亚洲，看看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贷款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迅速枯竭，那么你就该问问自己：如果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智地暂时冻结资本账户，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此外，我们现在仍然在争论不同汇率制度的优点。就浮动汇率和货币局制度来说，现行的正统观点认为两者都有长处，但是你不可能刚好得到两者的好处，尤其是有调整的钉住汇率或与之等效的其他汇率制度安排：即一种货币的价值能够在某种压力下有规则地调整。不幸的是，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毕竟，货币局制度也是人为的，因此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我看来，自以为货币局制度无懈可击，并因此认为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可以不受制于恐慌引发的资本流动是相当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将会继续下去，最终的答案并不会出现。
结论
1.亚洲危机已经触底。金融部门的某些必要的改革已经上路。
2.亚洲经济中的其他因素可能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像某些轻率的西方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非生产性的；亚洲经济的耐力并不令人悲观。
3.如果复苏最终得以实现，我对造成亚洲奇迹原因的分析表明，亚洲仍然会获得如果不是非凡的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
（苏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