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制度性质对于财政支出的影响及其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分析阐述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对于我国深化制度变革、财政支出稳定性改善的意义、公共财政制度下财政支出作为内生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效果的评价。 首先，为了凸现本文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与创新，我们在第一章导论中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财政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相互关系引出公共财政制度对于产权保护、财政支出平稳性的重要意义，并且是否在公共财政制度下公共产品因素是作为内生增长主导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在最优路径。在导论中，我们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为由整体到个体的探究思路，而研究方法呈现出方法的多样性、互补性的特征。在探究思路上，首先需要确定财政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以及公共财政制度的“定义”，并且从个体上比较了中英两国公财政制度形成的路径差异，然后在整体上研究中西方制度变迁、制度环境、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制度均衡的特点，验证了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后使得财政支出整体实现平稳性的特点。在验证了财政支出整体性平稳基础上，接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个体国家做了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财政支出平稳性变化检验。然后运用Barro内生增长模型、面板数据，对于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不同公共财政制度具体形式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了整体计量经济学研究。最后，再以Barro内生增长模型分别对于个体国家研究其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以及财政支出对于社会总产出的影响变化情况。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效地把历史与逻辑、定量与定性、整体与重点、规范与实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本文的具体研究工作沿着上述的思路与方法在第二章到第七章逐渐展开，具体如下： 在第二章，我们从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论述财政制度的性质。财政制度是一个制度性契约，它是公共产品买卖无契约的产物。财政制度作为制度性契约并没有改变其作为不完全契约的条件而只是减低了公共产品买卖的契约不完全性。财政制度是一个公共产品，决定其剩余控制权的只能是由上一级基础契约来决定。上一层基础契约最核心、最稳定的两个方面为政治性制度环境和经济性制度环境，它们直接决定着财政制度的“产权”即决定着其根本性质。公共财政制度是由产权所有人民主的规则——政治性制度环境和现代产权规则——经济性制度环境共同决定。在比较了中、英两国制度环境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差异，我们知道了我国没有走上公共财政制度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在第三章，我们从财政制度、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去论述了西方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变迁、实现制度均衡的机理，并且分析了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变迁的特殊性。西方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制度均衡得益于替代性的政治市场发挥作用，而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建立在互补性的政治市场。我们通过对于公共财政制度国家的财政支出整体平稳性检验，确实公共财政制度能够压低统治租金，并且能够使得财政支出趋于稳定。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得到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能够从整体上使得财政支出趋于平稳，因此我们在第四章继续应用Busetti、Taylor(2004)的LBI检验方法对于个体国家在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财政支出的平稳性变化做了检验。由于受到数据的条件限制，我们只能选取了韩国等15国进行检验，从我们检验的结果得到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使得财政支出的稳定性的变化并没有呼应我们在第三章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在整体上公共财政制度具有使得“财政支出平稳”的效果，而从我们检验个体国家情况来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并没有那么具有使得财政支出稳定性增加的效果。 在第五章，我们首先对Barro模型的均衡条件进行了求解，并且找到模型最优条件的参数限制。运用面板数据对于不同的制度环境类型变化以及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的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仅仅政治性制度环境变化比政治性、经济性制度环境同时变化能够使得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显著增大，但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立竿见影使得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产生明显变化；我们也运用面板数据对于不同选举规则、政体形式研究得到Majioritarian选举规则比Proportional选举规则下更大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而总统制比议会制下更大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一定不同，反映出不同公共财政制度具体形式可能存在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偏离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一定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没有最大化，所以公共财政制度并不是一定能够实现公共产品供给最优化的制度，而且具体制度形式都会对于财政支出的规模产生影响。 在第六章，我们运用Barro模型对于我国改革前后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即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进行回归求解，并且做了我国改革前后的脉冲效应分析。我国改革前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较小而且实际财政支出规模远远大于最优规模，这样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的边际产量不高，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活动”的低效；改革开放后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明显增大而且实际财政支出规模偏小，这表明我国改革后政府活动相关广义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是明显的。 在第七章，我们继续运用Barro模型对于11个样本国家计算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即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并且做了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的脉冲效应分析。这些样本国家在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前后都呈现财政支出规模小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并且在这11个国家中只有50％左右的国家偏离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比例在缩小，但是仍然距离最优财政支规模有相当大的空间，也就是说Barro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增长因素在公共财政制度中有可能缺乏说服力。从脉冲响应分析看，除了少数国家在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后出现了脉冲响应变得更加糟糕的结果，其他国家都出现了在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后脉冲响应更加优化的结果。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公共财政制度并不是使得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增长因素的制度，也即意味着在公共财政制度下主要还是发挥公共财政制度压低统治租金、保护产权作用以使得企业自身的创造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将会对于在公共产品内生因素耗尽下我国从Barro式内生增长方式转变为非公共产品内生增长方式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