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水平、医疗保健事业高速发展。能否使每位公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能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惠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关键。我国在2019年“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在学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但现阶段公共服务发展成果依旧难以惠及偏远地区及特殊地区的社区居民：如三线军工企业社区因地理、经济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远低于国家水平，居民养老服务问题亟待当地政府解决。着眼于我国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单纯依靠政府已经难以平衡养老服务和需求间的关系。在政府体制改革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背景推动下，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优势愈发明显。故本文对三线军工企业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是以社区治理的视角寻找问题，运用多中心治理的方式探究解决路径。
　　文章立足三线军工企业社区实际情况，从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的主要主体入手，分析当前社区中养老服务的问题及成因。首先政府主导地位缺失，在治理过程中缺位错位：中央政府未能完备社区治理中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地方政府未能带领社区组织拓宽筹资渠道，未能以社区特殊情况来提供政策、资金援助。其次军工企业角色定位模糊，在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间进退两难：军工企业与地方政府权责未能良好交接、后续管理过程中问题频繁；企业与社区之间受历史因素及组成人员影响未能完全分离。最后社区组织不被重视，缺乏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能力：社区组织现有的物资基础和人员配置落后、无法满足养老需求；社区组织吸引力不足以招募社会组织及专业人才加入。
　　因此，文章指出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促进各个主体间的密切合作来构建完备高效的合作治理平台。进而提高企业社区的治理能力，改善现有的养老服务水平。从各级政府来讲：中央政府履行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培养社区吸引社会组织及多渠道筹资的能力，引导其他参与主体共同构建社区治理平台。从军工企业来讲：明晰权责边界加快与社区的关系转变，转变以往对社区基础公共服务全盘接管的责任类型，由以往的公共服务承担向社会责任承担变化。从社会组织来讲：提升自身的自治能力及服务能力，增强自身筹资能力建设服务平台，建设人才培训系统和信息交流平台。本文以三线军工企业社区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势为背景。通过主体间权责范围与治理现状之间的比较，找寻到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矛盾所在。以地方政府、军工企业及社区组织间的关系转变为线索，探讨了三线军工企业社区提升养老服务能力的路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