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杂志对于市民趣味的建构所起到的作用,因之对这一时期市民趣味复杂的形成过程,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　　 所谓市民趣味,是指市民在都市文化的场域中培育起来的文化情趣和个人修养,它与文化消费密切相关,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分辨能力和感性认识方式。它既体现在市民个人的判断中,又与市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保持一致。　　 这一时期的杂志在市民趣味的表现、引导、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杂志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系统,为城市共同体中市民趣味的建构提供了资源和渠道。杂志对市民趣味的建构所起到的作用,体现在杂志文本中,然而它的意义却不仅仅局限在杂志文本上,还涉及到趣味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甚至不妨这么说,杂志简直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市民趣味；在这种新的市民趣味中,许多含糊的、笼统的有关市民趣味的旧描述都得到了根本的改造。本文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媒介学上的分析,揭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杂志为市民趣味培育的新质。　　 在研究现代出版史和市民文化的浩繁的著述中,杂志与市民趣味的关联,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并有所批评,但杂志这一媒介形式对于市民趣味独特的意义,这些意义在这一时期构建的市民趣味的整体风貌,却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和阐明。有关市民趣味的著述,主要是研究它共性的方面,由于这个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就掩盖了它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个性与内涵,以及它内部的趣味的流动和变异。人们常常几乎忘记了:市民趣味只能发生于具体情况下,而不是亘古不变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杂志显示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商业倾向和政治倾向。这两种倾向互相抵制,同时互相利用,此种关系为揭示这一时期杂志对市民趣味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时隐时现的背景。根据对《生活》、《良友》等刊物进行的文本细读,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杂志对市民趣味的表现、引导、培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杂志上的左倾言论通过“合趣味”的表达,成了市民的一种流行的阅读口味；从鸳鸯蝴蝶派期刊到《论语》系列期刊,杂志引导的休闲阅读风尚成为_市民阅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杂志有选择地传播摩登生活方式,种种洋趣味在市民中呈现层级性流动的面貌,市民趣味改造摩登时尚来适应自身的需求；杂志塑造的都市新女性形象充实了市民对新女性的文化想象,新女性的职业形象和家庭形象,是这一想象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