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774-835),日本僧人,唐德宗二十年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佛法,归国后编撰了《文镜秘府论》,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日本汉学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日本,《文镜秘府论》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形之下,中国《文镜秘府论》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也不深入。白杨守敬首次向国人介绍《文镜秘府论》以来,中国学者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两个方面,一,将《文镜》作为诗格校考的参本,二,以《文镜秘府论》为几点来研究声律诗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研究还算不得是对《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研究。2006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出版,大大提高了中国《文镜秘府论》研究的水平。但是,《汇校汇考》一书着重于校考,对空海本人的文学思想研究不够。因此,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试图通过《文镜秘府论》来考察空海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文镜秘府论》中确定的空海自写文字、存疑的空海自写文字以及编撰体例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研究者经常会把空海与刘勰相提并论,二人的人生经历、佛学背景以及文学造诣的相似性,使我们在研究空海时必然会牵涉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本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论述的。《文镜秘府论》中确定为空海所作的篇章为《天卷序》《东卷·论对》和《西卷·论病》。这三篇序虽篇幅不长,但对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都有所论及。对于文学的起源,空海将之归结于“名教”,并把文学起源与天地自然联系了起来,这与《文心雕龙·原道》的文源论是非常相似的,对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天卷序》就是《原道》的翻版。但是,通过对《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中出现情况的考察,并参照《文镜秘府论》对刘勰以“古人”相称的事实,再对照《文心雕龙》在日本的流传时间,本文认为空海并未过目《文心雕龙》一书。而造成两者相似的原因是:首先,空海深受汉文化影响,尤其是受《易》的影响颇甚,而《易》对天地万物发生的解释为《文心雕龙》文源论提供了思想背景,这个背景也同样作用于空海。其次,自《文心雕龙》之后,尤其唐代文论,对文源论的关注和论断颇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所以这也对《文镜秘府论》的文源论产生了简介影响。　　 空海身为佛门弟子,很容易被认为以释为尊,对其他思想一概排斥。但是《天卷序》充满了释、玄、儒驳杂的色彩,这也成为空海论述文学起源、文学功用和写作动机时的基调。通过剥离《文镜秘府论》的三教色彩,并结合空海其他著作中关于三教的论述,本文发现,从思想上来说,空海并不唯释独尊,相反,他认为三教皆是名教之体现,只不过三者教义有深浅之别而已。在这个前提下,空海建立了他的文学功用观,即文学是传达三教教义的工具,从而形成了名教-三教-文学的逻辑结构,这也是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的深层原因。《文镜秘府论》编撰也有直接的动因,即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以及为后辈学者提供作诗的典范,在此后辈中,“一多后生”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王利器认为此“一多”为一多法界,卢盛江则从《易》解释,认为“一多”即32。本文认为,“一多”即多个之义,并没有深意。本章最后一节从更多的层面考察空海思想中的释、儒、玄,认为“名教”其实一分为二的,但“名”为本,是所谓的真如,“教”则指三教。空海常常“名教”合一,并以此统摄释、玄、佛,但在某些场合,“名教”只指涉释,所谓高下,在此有了体现。　　 其次,除《天卷序》《东卷·论对》《西卷·论病》外,《文镜秘府论》中最容易被认为是空海自作文字的是旁注夹注以及“释曰”的文字。夹注旁注在《文镜秘府论》中大量出现,本文并不打算全部考究,只对其情况进行简要概述。本文认为,夹注旁注文字很多都是空海自作,这个是肯定的,这些文字对研究《文镜秘府论》的文字归属、编撰体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文镜秘府论》全书夹注旁注文字的通盘审视,本文认为,《文镜秘府论》在注明原典时具有倾向性,最明显的就是对《文笔式》的忽视。再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之对日本秀句文化的考察,本文认为《九意》并不是空海所作。　　 “释曰”的文字在全书中共出现55次,且“释日”文字在今天的文献中不可考,对于“释曰”文字的归属,没有人专门研究,研究者多是在考证或校注之余,分析一下其归属问题。本文将《文镜秘府论》全书中有“释曰”文字出现的段落一一辑出,结合旁注夹注判定部分文字的归属,并列表以凸显其结构。由于“释曰”的文字不可考,加之所涉及的原典如《文笔式》、《笔札华梁》等书已佚,所以本文只能参考今本《诗苑类格》《吟窗杂录》的内容,从其体例和用语入手,并与《文镜秘府论》中可以确定来源的文字进行对照,经过多层分析研究,本文认为,“释曰”的形式出于《笔札华梁》及传《魏文帝诗格》,其内容也以二者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拉杂其他材料的可能。本文对《地卷》第八和诗阶“王斌云”的文字进行分析,认为其应该归属于“返詶阶”,由此也可以肯定,空海并不是完全照抄“释曰”原文,而是对其文字进行过筛选和增删。　　 在分析“释曰”归属的同时,本文得出几个结论:空海未曾见过《四声谱》一书;《八阶》应该源于传《魏文帝诗格》;《文笔式》没有“释曰”的形式;笔札华梁》与《文笔式》、传《魏文帝诗格》有很多相同的内容;据此,本文有以下假设,出于对“释曰”部分的偏爱,在引用材料时,空海以《笔札华梁》为优先,因而旁注夹注文字、以及正文中很少提及《文笔式》一书。　　 最后,本文通过对编纂体例的研究分析,认为空海对形式非常看重,所以《文镜秘府论》在篇章结构上具有整齐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序文的对称性、篇目罗列的规律性以及引用材料的依序性。但是由于空海是先写作《天卷序》,后是各卷篇目,最后才是正文,因此《文镜秘府论》的体例也有一些混乱违和之处。另外,空海具有独立的编撰意识,对各卷主题的设定是一以贯之,但是这也使《文镜秘府论》体例比重上稍显不均衡。同时,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空海对“六合”形式的执着。据此,本文认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安排应该以《天卷序》为准。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本文对空海文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空海文学思想对释、玄、儒三家兼收并包,空海虽为佛家弟子,但却对文学抱持着积极的态度,而且尤其重视声律、对属以及各种作诗技巧,这都反映了其实用主义的文学态度,也正是依凭这种态度,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镜秘府论》,由此中国诗学的历史中才得以保存了那些久远而珍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