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府大力度反腐败、反铺张浪费的大背景下,公司业务招待费每次遭到媒体曝光,总是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对公司管理层而言,职务消费有些确实是工作或应酬所需,而对企业而言,这种业务招待费到底合不合理,取得的效用如何,一直缺乏理论研究。据《廉政瞭望》杂志披露,许多公司高管职务消费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问题相当严重。另外,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于2006年印发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和2012年发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均对企业高管公款吃喝等业务招待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以“严格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坚决制止奢靡消费风气”。本文以2007—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业务招待这一隐性激励契约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与以往学者研究结果类似,在普通OLS回归中,并没有发现业务招待费和企业绩效ROA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而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业务招待费与公司绩效ROA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说明以往学者在研究高管隐性福利时存在模型设计偏误;第二,高管超额职务消费,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贡献度和薪酬—业绩敏感性,使得高管的人力资源价值遭到扭曲,并且模糊了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第三,高管业务招待费的增加,显著增大了公司内部薪酬分配的不公平性,增大了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第四,高管超额的业务招待费对社会而言,显著降低了公司所缴纳税收水平,虽对企业避税有利,但对于整体社会福利而言,则为一种损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作为高管隐性福利的业务招待额度在一定范围内,是对高管货币薪酬的有益补充;而超额业务招待无疑成为高管以权谋私的巨大漏洞。本文的结论支持了国资委正在实施的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货币化改革,并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