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逐渐加剧的形势下,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而引发的次贷危机在华尔街正式爆发。此后,次贷危机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等国际间传导渠道在很短的时间内由美国扩张到全球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保持经济增长而纷纷出手救市。　　 由于我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次贷危机也对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自2008年下半年起国内企业相继面临融资困难,经营逐步陷入困境的局面,而受融资约束的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更加困难。“现金为王”成为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界人士的共识,如何获得充足的现金储备来支撑业务的正常运行成为各个企业关心的首要问题。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关乎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在金融危机时期起着稳定企业经营,缓冲危机冲击的作用。因此,现金持有政策是企业财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时期的现金持有策略则是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总策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在金融危机前后现金持有水平、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并在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现金持有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共分五章,除第一张导论和第五章结论外,其他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从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两个国际金融危机的典型传导机制分析入手,分析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所造成的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和企业自身运营所造成的影响,并初步确定金融危机开始深度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时间区间。　　 第三章在第二章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所处的外部融资环境的影响,以及时金融危机中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的关系分析进行总结,这些分析将成为本文下一步在实证研究中提出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模型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为实证研究设计阶段。在本章中本文首先根据第三章中的理论分析来提出研究假设,根据对金融危机影响时间区间的分析选取研究样本,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融资约束分类指标,选取研究变量,构建实证研究模型。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本文先后进行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和根据反映融资约束程度的分类标准对数据进行分类之后进行描述统计。在描述性统计之后本文构建两个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继而检验各变量对现金持有增量的影响以及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变化,以此来揭示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化程度以及企业从内部经营性净现金流中保留现金的意愿的变化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结论和相应的建议。　　 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倾向于提高现金持有水平以应对可能的无法支付风险；相比不受约束样本企业来说,受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的离散程度更高,增加现金持有量的水平也要高。研究还发现,资产规模对现金持有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但是股利支付率和KZ指数却对现金持有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这显示在我国后两个指标可能并非衡量融资约束程度的有力指标；是否国有变量与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说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给企业现金管理所带来的挑战时的策略并无显著不同。　　 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在三种约束指标的划分下,其现金.现金流敏感系数要为正,显著大于受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而且其2008年的现金-现金流敏感系数要比2007年的值高,即在金融危机时期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明显的提高了从内部获得现金的程度,这也说明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更主动的调整现金持有政策以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所可能带来的现金流波动风险；而对于受约束较弱的企业,结果虽然显示其2008年的现金-现金流敏感系数要比2007年的值高,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显示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弱的企业从经营现金流中保留现金的意愿并没有显著的调整。总的证据显示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提高了现金持有水平,也普遍提高了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倾向于在金融危机中从经营净现金流中保留了更多的现金以应对金融危机时期现金流异常波动风险,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