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将龚自珍重新置于晚清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由此全面透视其文化意识在主体、政治、学术以及诗学观念上的的诸种体现及其曲折，并进一步引申思考传统文化在近代所遭遇的困境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状。 第一章为背景的交待。清代君主有意汇合“治统”、“道统”的努力，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君权更加凸显出权威的性格，士阶层则逐步放弃了传统儒家的批判精神，士阶层赖以立身的学术也由此发生了变异与分化。迄嘉庆年间，虽然有面对内忧外患的“维新”之举，但是政治与文化的诸种分裂却给士阶层以剧烈的身心震荡。 第二章分析龚自珍“但开风气”的自我认定及其论政取向。相对于当时主流的“经世”风尚，龚自珍“但开风气”的自我认定则具有直接触动“政体”的深刻意涵，他以王安石为效法的对象，以学术留意于当代治教，以“三代”来更法改制，在清代的专制语境中，因重新恢复了士人之学的独立文化精神，而体现出言说空间新的诉求。 第三章分析龚自珍基于传统学术在君与士两个层面具体展开的论述。龚自珍以“三世”、“变易”的历史意识，深刻揭示出当时晚清政治的实相，对固守因袭的意识形态内容给予扫荡；在文化观念上，则对君权及政制的神圣性给予拆解。另一方面，龚自珍又敏锐体察到士人文化意识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分裂，所以又以“尊隐”来建构“山中”的文化空间，用“尊史”来确立士人的文化理想，并以“宾”的主体意识藏往而知来。 第四章分析龚自珍的学术意识及其曲折。通过对江藩的批评，龚自珍说明了治学在实事求是、由道问学达于尊德性、以及学术独立上所应有的贯通意识。但是，龚自珍治学目标虽是致用，手段却有赖于考据，这种“曲折”使他不囿于家学来借鉴今文学，但因为现实的挫折，只能“抱小”而“有待”。公羊学所具有的道德政治实用诉求为他提供了资源，但是受致用现实和乾嘉之学的影响，使他在义理和经籍考订上都有别于正统。 第五章分析龚自珍“心史纵横”的诗学观念。龚自珍“口绝论文”的态度与当时的朴学家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他多有诗的阐发，并以“史”来统摄“诗”。龚自珍的诗学观念有相互关联的学术、体验两种形态：学术形态主要是来阐扬《诗经》传统的政教功能以及“史”的伟大文化创制精神；体验形态为“尊情”，抒写那种本源性的生命哀感。两者之间的张力，表征的正是龚自珍文化意识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