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年长的工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在65岁左右）之前从工作岗位退下来。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日本和美国。为应对强有力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挑战，社会政策的扩展和公司中流出的劳动力形成了工作中的早退或非成熟性的辞退。对于公司雇主，提前退休则提供了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重构劳动力并避免工业冲突的方法。本文认为提前退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生有两个原因：（a）作为社会权利扩张的无意识性后果；（b）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重构和减少失业的政策。本文指出社会合伙人—雇主联合组织和工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管理层和工人代表（公司领域）—在利用提前退休维护其利益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分析社会合伙人，本文将补充和整合对于提前退休问题的两种重要而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途径。其一集中于福利国家的安排对于个体工作者做出提前退休决定的影响；其二集中于公司辞退年长工作者的经济性力量。本文期望合伙制传统可以产生改变，以对社会合伙人“勾结”利用提前退休，以及其在制定反对提前退休政策中扮演角色产生影响。本文主要目标有二：其一，对于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提前退休倾向的长期趋势有更好的理解与解释。本文对于选择的十个OECD国家提前退休模式的跨国差异做出了制度性解释。与传统微观角度不同（个体做出提前退休的决定），本文集中于从国家和公司层面对提前退休机遇的选择进行宏观制度性解释。通过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作为制度安排的福利政权、生产体系和劳动关系倾向于支持提前退休。第二，为避免路径依赖，本文对于社会合伙人阻碍或支持提前退休的制度条件进行探索研究。在社会合伙人在国家和公司层面拥有既得利益和潜在否决权的前提下，国家怎样反转提前退休的不利局面？如果政府不能单边干预，有可能进行协商改革或者有必要改变合伙人制度来改革提前退休吗？本文提出具有关联的两大议题：（a）有些国家社会合伙人更倾向于利用提前退休的原因；（b）什么条件下诱使社会合伙人反转这种社会实践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