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卷土重来，以英国脱欧、特朗普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民粹和保护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地纷纷崛起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浪潮也愈演愈烈。诚然，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无形中为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了天然土壤，但究其根源，则在于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平等。尽管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能够提升国家的整体福利，但这些利益往往并未在其内部不同群体间进行公平分配，这种由利益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不满情绪与反全球化声浪日益高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甚至是加剧全球经济和贸易环境乃至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伴随着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其国内的贫富差距与利益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观点认为，对于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的价值评判，不能只取决于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与否，还必须从个体利益分配视角去重新审视其“得”与“失”。这将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所出现的反全球化或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建立更为公平的再分配制度，维护和扩展来自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的利益。
　　本文基于纳入异质性消费者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分别讨论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政策情形贸易利益的个体分配效应或消费福利影响，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深入评估和反思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政策实践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参考。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贸易政策对异质性消费者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其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从个体消费效应、生活成本与消费不平等视角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福利的影响。再次，基于数值模拟方法，针对反事实情形下不同贸易保护政策对个体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进行拟合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因此，本文主要包括八章的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论。该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在其基础上将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贸易政策的个体利益分配效应理论研究，主要从异质性个体间的技能水平或禀赋效率差异与消费异质性或非位似偏好角度，揭示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异质性个体间的收入不平等或贸易利益分配差异的影响。第二类主要为贸易利益的个体分配效应经验研究，其主要涉及个体消费福利的衡量指标与测度方法。这一类文献可进一步细分为三支：其一是贸易自由化的个体分配效应研究；其二是生活成本指数研究；其三是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过对上述文献内容进行归纳和梳理，本文进行了简要评述。
　　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本部分主要运用数理建模方法，在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通过纳入消费者收入分布的帕累托分布与边际消费倾向的联合分布函数，将代表性消费者设置为异质性消费者，从而揭示出双边对称的贸易政策、单边贸易政策以及双边非对称贸易政策对异质性个体利益分配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贸易自由化、关税传递弹性与城市家庭的消费福利分布。该部分主要从关税对消费价格的不完全传递视角，探究了贸易自由化的个体消费效应及其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家户部门间的分布不平衡问题。一方面，从产品间的关税传递弹性差异与城市家庭间的消费结构差异方面分析城市内部个体消费效应分布不平衡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异质性和需求偏好异质性方面探究其对关税传递弹性和城市间的平均消费效应差异的影响。此外，利用区域关税（RAT）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特别地，本章借鉴Feenstra（1994）和Amiti et al.（2017）的逻辑思路，将 Porto（2006）不变种类条件下的个体消费效应测度模型扩展为可变种类情形，从而考察了消费种类变动对于贸易自由化的个体消费效应及其分布特征的影响。
　　第五部分为贸易自由化、生活成本与城市家庭间的消费福利差距。该部分主要从生活成本指数视角，借鉴Lyssiotou and Pashardes（2004）与Lieu et al.（2013）等的方法，利用中国城市家户调查（UHS）数据，基于LPI（Laspeyres price index）、PPI（Paasche price index）、TPI（T?rnqvist price index）以及FPI（Fisher ideal price index）的一阶或二阶近似，测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家户群体的实际生活成本。进一步的，基于不同类型价格指数的分解方法，将家户群体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分解为家户-产品层面，并据此在经验上探究贸易自由化及其引致的关税削减对城市家庭的实际生活成本及其分布不平等的影响。
　　第六部分为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家庭的消费支出及其分布不平等的影响。该部分主要基于消费不平等视角，一方面，考察进口关税对城市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测算不同地区内部与不同收入群体内部的消费不平等，从而刻画出城市家庭间的消费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及其分布特征。进一步地，揭示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家庭间的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第七部分为数值模拟。该部分通过对本文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赋值，从而对理论框架的相关前提假设、作用机制与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验证，以构成对本文理论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对策建议。这一章对全文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概述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其对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研究所得结论主要如下：
　　第一，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关税削减会通过对城市层面消费品与服务价格的传递效应，最终提升城市居民家庭的总体消费福利水平。然而，贸易自由化的消费效应在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家户间存在分布的不平衡，贸易自由化的消费福利在家户层面的分配，无论是在城市之间还是城市内部，都具有明显的“亲贫困”特征。在城市内部，这种消费福利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居民家庭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与不同类型产品间关税传递弹性差异导致。而城市间的消费福利不平等，则主要来自于城市间产业结构异质性与居民消费倾向的异质性。总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对于欠发达城市以及低消费水平家庭的平均消费效应要大于发达地区以及高消费水平家庭，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调节区域与家户间福利差异的功能内涵。
　　第二，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城市居民家庭的实际生活成本，从而提升家户部门的消费福利水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地，由于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的生活成本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亲贫困”的特征，即其通过“节约效应”对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变动的抑制作用更大，而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平均增幅和增率更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生活成本不平等。然而，在既定的收入或支出水平下，生活成本的上升则意味着家户部门实际的购买力或消费福利下降。从这个角度，生活成本不平等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缩小家户群体间的实际消费福利差距。
　　第三，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会降低城市家庭的消费支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节约效应”提升家户部门的消费福利水平。与此同时，不同城市内部与不同收入群体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效应具有“亲贫困”的特征，因而会降低城市家庭间的消费不平等。
　　第四，无论是单边的贸易政策抑或双边的贸易政策，任何偏离自由贸易的保护性关税措施或贸易战都将会使一国个体消费者遭受福利损失，且个体消费者对贸易品和服务的支出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其所遭受到的福利损失会越大。但在双边贸易保护的关税战情形下，一国通过采取适度的关税反制策略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战带给个体消费者的净福利损失。而在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情形下，坚持自由贸易则要比实施贸易保护对个体消费者福利的损害小。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作为一国贸易利得的重要来源，其所具有的个体福利调节功能应该受到重视。应积极倡导合作开放共赢的全球贸易政策环境，避免因贸易保护措施或关税战而损害个体消费者的福利。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应进一步的推行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战略，其将有助于提升全体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同时，在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效应，调节不同群体间的消费福利差异，以维护和扩展来自全球化的利益，从而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