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十年（1901年-1912年）更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在这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　　1905年是清廷由沿袭君主专制制度转而尝试君主立宪制度的关键年份。对于一个实行了二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古老帝国而言，传统思想的惯性非常强大;对于一个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想要对统治集团既得利益进行调整的难度也异常巨大。但是，这一年诸多重要事情的发生，使得清廷终于迈出了走向立宪的关键性步伐。　　1905年诸事繁杂。这些纷繁芜杂且看似互相独立的事件，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或推动了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清廷最终下决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发生。五大臣出行意味着中国这个在皇权专制主义道路上运转了两千多年的帝国能够在各方面因素共同发力的情况下尝试对于最重要、最根本的祖宗之法——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当时最大报刊《申报》所载内容，用年史的写作手法对1905年作梳理，对各方面因素之于清廷最高当权者派遣五大臣出洋考政这一历史性决策及五大臣排除困难最终出行的关系进行论述，认为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清廷是倾向于要尝试立宪道路的，既不是传统观点所认定的骗局，也并非已经“走上立宪”，而只是处于“走向立宪”的状态。对于慈禧太后、光绪帝、张之洞、袁世凯、奕劻等人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一些新视角的解读。　　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旅日华人及国内媒体针对此结果积极阐发及赞扬和鼓吹立宪，而清廷在其龙兴之地惨遭蹂躏之后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争回利权，日俄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战争结果也让清廷颇受刺激。　　国势的衰微、列强的欺凌、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传播及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激发和助长了新兴阶层的国民意识及民权思想。因此，在当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他们不顾清廷的态度变化为维护民族利益作了全方位的文明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民间力量的日益强大及民权意识的觉醒也正是促使中国走向立宪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局势的刺激下，驻外使节、地方督抚等纷纷向清廷上疏陈述立宪之美。然而由于起初日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清廷最高当权者虽然动心，但仍未下决心;日俄战争基本结束后，在各方重臣的强烈进谏下，慈禧太后决定顺应潮流，同意派在朝中颇有美誉的重臣出洋考察当时全球最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清廷派五大臣出洋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得到了朝野广大立宪势力的拥护和期待。　　随着新式学校及出国留学的增多，更显得科举制成为国家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桎梏。在督抚重臣的联名奏请下，这一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祖宗之法终于被废除了。科举的废除断绝了数十万士子靠读圣贤书升官发财的道路，于是清廷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推进及规范新学的设立，以使这一重大变革带来的消极后果降到较低状态。本来清廷想要借此举来继续争取维护自己统治的力量，然而由于在国内外新学堂及社会新思想的传播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清廷在无意中种下了不能被自己掌控的种子。　　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社会统治者最为倚赖的基石，由于时局的变化和清廷的腐朽，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了对于清廷的幻想，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策动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给清廷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日留学生的大量聚集及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领袖对于时局的积极把握，使得革命团体走向联盟，更加凝聚了革命党人的战斗力。尤其是五大臣第一次出洋考政的遇炸事件，更使得清廷惶恐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了清廷继续派大臣出洋考政的决心。　　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得到了地方督抚的积极支持，也得到了出洋五大臣的坚决贯彻。革命党人的炸弹虽然影响了五大臣出洋的步伐和清廷的决心。但是在立宪势力的积极推动和革命党人的逼迫下，清廷及五大臣克服困难，坚定信念，再次出行。　　综观1905年，在慈禧太后的操盘下，在若干重要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满汉大臣基本能够相互协作。慈禧太后也较为积极地顺应时代潮流，决策也逐渐变得更开放和理智，从而推进了清帝国在1905年走向立宪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