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营者集中具有两面性,反垄断法控制经营者集中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否决某项集中,而是努力防止和消除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反垄断执法机构禁止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反垄断法必须在禁止和自由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努力寻求一种折衷的办法,既满足经营者集中的需要,又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经营者集中救济就是为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控制经营者集中的最佳选择,能够达到保护市场竞争、促进集中效率和维护各方利益的多方面共赢的目的。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该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协商民主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为经营者集中救济提供了政治学理论基础。第二,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策略主义的发展,为经营者集中救济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法治平衡理论在现代的兴起,为经营者集中救济提供了法理基础。参考国外先进立法和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本文试图对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进行全面深入探讨,主旨是构建、完善一个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研究的重点是经营者集中救济的法律界定、理论基础、具体运作和实施效果,研究范围紧密围绕经营者集中救济的适当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展开。研究目的定位在三个层面:一是通过对经营者集中救济基本理论问题的全面研究,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二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为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考察和分析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的立法现状和初步实践,对我国在实践中如何进行经营者集中救济提出政策建议,并为未来经营者集中救济执法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一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美国、欧盟、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的法律体系、历史演进予以考察;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营者集中救济的立法与实践的优劣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的优劣比较,进而提出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的选择标准;三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对经营者集中救济的理论基础、具体运作和实施效果进行较为深入的经济分析。在阐述过程中,本文采取的是“经营者集中救济是什么?为什么要救济?怎样进行救济?救济效果如何?我国如何构建?如何进一步完善?”这样一个逻辑进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经营者集中救济能否发挥应有的功能,实现反垄断法控制经营者集中的目标。本文对经营者集中救济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与实践上是有价值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第一,选题具有新意。针对目前经营者集中救济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状况,本文试图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经营者集中救济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在国内外至今尚无先例。第二,研究视角独特。在掌握最新资料和前沿信息的基础上,本文力求对美国、欧盟、英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竞争网络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进行全面研究,所涉研究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第三,研究内容新颖。本文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理论剖析,又有规范分析;既有实体制度构建,又有程序制度设计。在对比和借鉴的基础上,重点就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进行研究,力求设计合理、安排适当、操作方便、运行可靠,针对性强,贴近中国实际,具有较高的立法决策和执法的参考价值。第四,研究方法的突破。本文试图整合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历史分析与理论分析、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展开研究,占有的资料全面、翔实、新颖,从而使研究内容更具科学性和前沿性,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可操作性。通过考察、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的全貌,本文试图对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在坚持传统的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理论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提出经营者集中救济应当采取综合因素选择标准,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竞争危害、产业类型、市场特征、效率、期限等各种因素,进而决定选择结构性救济、行为性救济还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经营者集中救济是政府通过反垄断法适度干预市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控制经营者集中的有用工具,是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有效途径,是现代反垄断法回应社会需要的制度创新。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着手,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