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研究，之于我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样说的原因有四个，(1)文化意识的研究属于文化研究范畴，而对五四文化的研究已经有许多重要的成果面世，要想在这一块研究领域有所拓展非常不容易;(2)尽管对五四文化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基本上是封闭的、孤立的，五四文化现象的外部研究，对其内部尤其是文化意识基本上无人进行专门研究，这样就缺少前人研究的基础。(3)文化意识是一个体系，要对体系内的各个因素全面的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如何选取具体代表性的因素，以一斑而窥全豹？哪些因素才具有代表性？成为研究文化意识的最大难点，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相关文章和著作，对此都是为模糊的观点，所以要使自己选取的因素言之成理，有相当大的难度。同时对某一地域、某一时段等文化的文化意识具体形态的研究、在当今国内似乎也持回避态度，眼下还没有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4)文化意识发生嬗变的根本原因除了内在的政治、经济原因外，外在原因又是什么？前者已经有不少人进行了探讨，后者则要我自己去发现。因此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专题研究，这还是一次新的尝试。　　笔者所以要选取这样一个论题，简言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五四文化意识是在对传统文化意识的颠覆下，重构的，那么，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剖析和解读，勾勒出五四文化意识的特有图式，可以进一步揭示五四文化意识的嬗变演化原因，及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正确还原五四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本规律。这对于今天的先进文化文学的建设来说，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对于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研究来说，不从根本上了解五四文化意识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运作，不了解它的嬗变与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关系，就某一方面而言，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研究，也是摆在面前的一项现实而有意义的工作。　　本论题主要运用比较阐释方法，辅以文化艺术学、心理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语言符号学、交流对话学等理论，本着异质文化的共生、交流对话，互补融合的立场和原则，探讨了五四文化文学意识对传统文化意识的颠覆，并发生嬗变的外因，并通过对中国两个文化轴心期——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之纲或总扭结点——“人学”意识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五四现代文化意识的本体五四白话与五四现代文化意识双向互动的关系的阐释，突出其各自的特色，显露、阐扬文化意识对文化运行的监督、控制、导引价值，进而探寻五四文化意识与五四文化运作的基本规律。在研究中，以文化中心“人”和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文学”及文化发展的根本“交流对话”来结构、贯穿本文，突出问题意识，并以此带动所作的比较阐释。　　本文创新点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五四文化意识本身进行专题研究，是五四文化的研究中的第一次尝试，具有填补五四文化研究空白的意义。(2)认为五四文化意识要发生嬗变，如果没有内驱和外动双重条件的满足，是不可能的，而过去认为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那仅仅是内驱，外动则是文化的交流对话，并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利用横向和纵向比较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双向互动的关系。(3)从比较的角度，仔细的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文化轴心期的“人学”观念演化，对中国历史上“人学”观念史的发展轨迹:个体精神——人本观念——人权意识，作出了合理的阐述。(4)首次尝试利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近现代文化意识的改变进行解释，并从交流对话上来认识东西方文化的接轨、合龙与互化。　　引论部分主要概述五四文化意识变革的内在原因，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意义;阐释“科学”和“民主”意识的本质和研究五四文化意识与建设当下文化的关系。　　正文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文化与文化意识”:该章对意识、文化、文化三个基本范畴进行了考察，并尽力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文化意识的构成与树立文化人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后面各章探讨内容的依据和凭借，也是更好地认识把握本间的紧密联系。这是后面各章探讨内容的依据和凭借，也是更好地认识把握本文后面各章所呈现的文化意识性质与文化运行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章“中国历史上两个文化轴心期的‘人学’意识比较”:分别从殷商的“个体精神”、春秋战国及之后的“人本观念”和五四时期的“人权”意识这三种“人学”形态入手，比较了先秦之际和五四之际中国“人权”意识的演化，认为，文化就是人的不断生成和完善，“人学”意识是一个文化意识体系之纲，它的变化就代表了文化意识体系本身的变化。是文化意识监督、控制、导引着中国历史上两次轴心期文化的运行，从而也内在的规范着社会制度的形成，规范着人的思想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同于五四文化的根本原因。　　第三章“文化意识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文学的交流对话”:对话系统理论来自于巴赫金。在巴赫金那里，对话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个人体验、社会需要和哲学理念，既表现了人的存在本质，也表现了文化的本质。他的对话理论既是哲学理论、又是语言学理论，在应用变体上还是社会学理论。根据他的理论认为五四的文化交流对话是一次跨时间的现代与历史的交流对话，一次跨学科的文学与文化的对话，一次跨国界的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对话，而对话的方式及形态主要是文化翻译。五四的文化翻译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西方文化意识融合而形成五四文化意识的关键因素，因而也是五四新文学意识形成的关键因素。　　第四五章“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具体探讨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化成因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文化意识是西方入侵后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结果，没有西方的入侵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改变，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意识。传统的文化意识就是五四时的“国民性”。现代文化意识形成了，现代文化也就形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但五四文学意识具有现代性，传统文学意识则相反，这是导致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五四文学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文化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反传统文化意识和“西化”意识。表现在日常所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就是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特定内涵的白话用词。五四文学意识自然不论例外，从五四文学的现实来看，其内容形式也都与五四文化意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五四新文学之后文学亦是如此。　　第六章“文化意识与五四白话”:认为语言不仅是现代语言学所说的那样: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人在交流和思维时，也在意识，如何思，怎样想又受意识的控制、导引和规范，因此语言就是思想意识的本体，语言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因而语言本身也是文化，语言也就是文化意识的本体，所以它也渗透和传播着文化意识。而文化意识能使对具体的符号意义作出内在的反应。但五四白话所渗透的是现代文化意识，传播的是现代文化，而古代白渗透的是传统文化意识，传播的是传统文化。因此通过现代白话对具体符号意义的内在反应具有现代性，面对古代白话则相反。　　结语部分在总结本文研究的基础上，重申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尽管笔者的主体研究还不能说是对五四文化意识进行的系统研究。强调文化意识对民族文化心理构成的重要性和文化建设的关键性。阐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根本是传统文化意识的颠覆和现代文化意识的重构，是“国民性”的改造的结果，而现代文化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现代人的不断生成和完善，离不开文化的急先锋文学的开路，离不开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没有相应的文化意识，就没有相应的文化，这对于在全球化的今天，培育人们什么的文化意识而建设的文化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