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Public art)在当今艺术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也最具争议的话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和艺术界对公共艺术内涵的理解、对其运行机制和艺术品格的认识，也没有形成共识。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对公共艺术的本质属性、特征和文化品格加以理解或作出阐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主要的认识:一是强调公共艺术的艺术性，把公共空间里的所有艺术都归为公共艺术;二是强调公共艺术的政治性，认为中国当下还不具备产生公共艺术的民主条件，因此中国并没有公共艺术;三是强调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认为这是与其他艺术领域相区别的最重要的属性。毫无疑问，"公共性"是"公共艺术"作为一个艺术领域而存在的重要前提，而"公共性"的内涵是什么，却是必须解答的一个问题。　　本论文的写作主要围绕公共性问题展开，并把它作为整篇文章的理论核心和价值判断，甚至作为检测公共艺术存在的重要依据。作为近现代社会背景基础上提出的公共性，一直受到哈贝马斯的关注，他的公共性构成了公共领域的核心，甚至就是公共领域本身，从批判的功能上说，是"公共性";从存在的空间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因此，公共性可以表现在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有其不同表现形式，这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问题。公共性原则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兴起之时，是以源自公众的批判精神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但是，当资产阶级获取胜利后，他们不仅仅获得了政治权利，而且还控制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为此，哈贝马斯敏锐注意到了公共领域已经发生的所谓的结构性转型，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从批判的公共性转向了操纵的公共性。　　这种操纵性表现为国家干预和商品渗透两方面，因此当代的公共领域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艺术和大众艺术两种极端的艺术形式。前者通过艺术的膜拜和教化功能，强化了国家意识民族立场;后者通过娱乐消遣的方式，在满足世俗感性欲望的同时，弱化和削减人们的理性精神。当代公共艺术正是游离于意识形态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的一种艺术形态，如何寻找到最佳平衡点依然是当代公共艺术努力的方向。　　因此，讨论和反思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自然成为本论文的关键所在。从词汇的意义而言，"公共艺术"是一个最典型的后现代术语，其内部本身存在的张力，是最合乎后现代观念的最规范的典型事例，它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结果，而不是学术知识的背景，对公共艺术运行的分析不过就是对公共艺术概念的阐释。然而，当从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划分看，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共艺术就已经存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化"艺术也已经蕴涵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元素。　　当前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股倾向，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是奴隶制的民主，广大的奴隶、妇女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所以古希腊没有公共艺术。对此，笔者以公共性作为公共艺术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组织原则，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作为公共艺术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通过研究，得出了公共艺术的发展过程并非是一种线形轨迹的呈现，而是存在着历时间断性的断裂过程的结论。　　这一结论实际回答了公共艺术为何存在的问题。公共艺术就如深潜海底的美人鱼，偶而会跃出水面，有爱就会长留人间。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希腊半岛，公共性就以"公共生活"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时的建筑、雕塑都是为"公共生活"而建，虽然那时的确有大量的奴隶和妇女不能进入这样的公共领域，但公共性并非由人数的多寡来决定。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和中世纪的来临，公共性一度消失。直到十七世纪末，以及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在以法国大革命为颠峰的启蒙运动思潮下，出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性才重新浮出水面，艺术也才从宗教艺术、宫廷艺术逐渐走向资产阶级艺术。　　中国的公共艺术也是间断性的过程，其最早萌芽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这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立的时期，它并非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出现的，而是在民族危亡时刻通过政治报刊的创建、发行，提供和加强公共讨论所形成的政治公共领域，这种充满国家意识形态观点的报刊在抗战时期成为公众交往和达成共识的公共领域，其艺术的公共性最突出地体现在"大众化"的写实主义美术中。当硝烟散去，和平到来后，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却没有建立，因为在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方面实行的是大一统的政策，经济生产、文化生产都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进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诠释国家价值取向，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艺术中的权力话语高于公共话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型背景下，公共艺术才逐渐运应而生。　　由于对公共性内涵的不同理解，导致对公共艺术理解的偏差，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实际是要回答公共艺术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阿伦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基础上，把公共性界定为人们之间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是在肯定和保存个人、种族和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从不同位置和视点对一个共同问题的测量和评判下形成的一种共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过程。艺术的公共性就是用艺术的方式(这里主要指以物态化的视觉形式)呈现具有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人们去思考和回答，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共识。通过研究，得出了公共性是个历时的、发展的概念这一结论。以此洞观那些曾为帝王将相、宗教神权服务的艺术，特别是那些调动了包括艺术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建造的永恒性的建筑、雕塑，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皇陵，在岁月的沉淀中已经演变为公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具有了公共性。　　当代公共艺术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归结为三个重要因素:首先归结于国家干预。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家干预的力量日渐强盛，从而出现了国家赞助的形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和罗斯福艺术新政，通过政策的实施和保证，催生出当代公共艺术。如果没有国家赞助，也就没有当代公共艺术。其次，是城市再生的促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公共艺术的概念，最初主要是指那些置放于博物馆之外的物理意义上的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品，以便和博物馆艺术相区别。1967年美国艺术基金的公共空间艺术计划建立，使公共艺术从制度上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公共艺术便被看作是美化城市的重要工具而被大量运用。再就是，由于当代艺术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内部雅俗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艺术介入生活，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因而，与私密性个人化权贵化的艺术相对应的公共艺术，必然成为被广泛关注和在实践层面大力发展的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无疑是本文切入的重要视向和话语展开的基础，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笔者还不能不从艺术生产和空间生产两条线路去考证当代公共艺术存在的合理依据。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上说，真正对于现代艺术生产，并考虑到公共领域问题的是卢卡奇Geory Lukacs的物化理论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辩证法思想。但本文主要介绍的是马克思、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艺术生产理论，他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福柯的空间理论是当代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武器，也是激进的公共艺术研究的思想来源。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空间里的艺术暗含了各种权力的博弈，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艺术生产就是空间的权力生产。　　综上所述，认为当代公共艺术指的是二十世纪以来由公权机构规划，由公权机构或财团赞助，由艺术家创作，置于公共空间领域并与所在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相融洽，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愿望甚至市民趣味的艺术品。公共艺术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也是为之努力的方向和坐标。　　本论文分为六个章节，外加绪论和结语两篇。第一章是综述，对当代公共艺术的概念、问题和研究方法作了较全面地阐述和概括。第二、三、四章对当代公共艺术运行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结构作了分析说明，揭示出政治、经济、文化对公共艺术的影响和作用，而公共性是公共艺术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五、六章主要回归艺术领域，从艺术的实践来检测当代公共艺术的运行，一方面，公共艺术的运行已经有一定的流程可寻;另一方面，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形态，不管它承载了多少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内容，毕竟最终要形象化地体现在它的呈现方式、艺术风格和美学品格上，如果对公共艺术的实存状况缺乏宏观的审视和必要的评鉴，任何理论的讨论都无益于为公共艺术的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同时无视公共艺术实存状况的理论探讨，其价值也必然是有限的。在通过对中外公共艺术的审视后，笔者归纳出当代公共艺术的几个基本的艺术品格，这就是:开放性、协调性、互动性、多元性、区域性，这既是当代公共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评价公共艺术时可以使用的美学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