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20周年，他是我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他把源于西方的小提琴通过他的努力完全地中国化了。1960年我与马思聪院长有过一段短暂的缘分，虽然47年过去了，但这段相处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直想把它写下来，但就是写不下来，这大概就是越激情越难忘就越难于落笔。几年前读到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马思聪研讨会编辑的《马思聪音乐艺术研究专集》后，得悉王慕理老师、马碧雪、马瑞雪都相继过世，更催促我提笔把这段不长的历史记下来，让后人知道马思聪先生心中装着人民，在那个年代是常下乡、常深入生活，为广大群众演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也让后人了解马思聪院长的品格、艺术思想，但愿这短短的文字能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
　　1960年7月底，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刚刚闭幕，马思聪院长就偕妻带子到西北演出，马思聪先生小提琴独奏，王慕理先生钢琴伴奏，他们的二女儿马瑞雪、儿子马如龙同行，他们到内蒙古的包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甘肃的兰州——新疆维吾尔自区的乌鲁木齐——青海的西宁，风尘仆仆地一路走来，演出了很长一段时间。
　　马院长在银川演出了三场，8月20日、21日在银川市的红旗剧院演出两场，22日在银川市的新城剧场演出一场。宁夏文化局为做好宣传接待工作，从18日就开始在《宁夏日报》上刊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小提琴独奏晚会”、“钢琴伴奏王慕理”的演出广告，刊登了五天，征求“办理团体及个人订票手续”。当时我在宁夏文联任音乐组秘书，演出事务由宁夏文化局剧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安排，整个接待工作由宁夏文联副主席姚以壮负责，我参加具体的接待工作。
　　1960年时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不到两年，各方面条件都很差，1958年我从北京调宁夏时，银川市的城市建设还没有起步，还没有自来水厂，我住的文化街是盐碱地，平时地上一片白花花的盐碱，井里都是苦水，我工作的单位每天都要雇人用毛驴车驮上汽油桶去几里地以外的甜水井拉甜水，做饭烧开水、洗脸刷牙。马路是黄土的，晴天汽车一过是“扬灰路”，漫天黄土；雨天淤水，没有下水道，马路上的黄土成泥，积有膝盖深，又成了“水泥路”。马院长来宁时住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交际处，交际处坐落在银川市中山公园的边上，环境还比较安静，里面有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四排，马院长一家住在3号楼（即第三排）的楼上。红旗剧院在市区，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还可以，有一台立式钢琴；新城剧场在银川市的新市区，剧场是简易的木构建筑，谈不上什么音响美，从交际处住地去新城剧场是砂砾铺的公路，汽车要走20多分钟，剧场周边多是小工厂，是比银川市条件更差的工业区，听众都是工人。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和全国一样高举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外，在基层还进行了一个“反坏人坏事”的“双反”运动，在政府机关进行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1960年马院长去宁夏演出时，宁夏党机关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因此，不论是政治气氛，还是物质条件，也不论是文化基础，还是艺术队伍的水平，都是不尽人意的。当时马院长对这些情况不一定很清楚，我也没有和他多说这些情况，他在这个时候、去这样艰苦的地方演出，是需要有一颗爱民、为民的心的，是需要满腔火炽的热情的。就我所知，当时的包头、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条件也不比宁夏好多少，因此，一路上风尘、颠簸，其劳累、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从包头到银川那天，我去火车站接的马院长一家，别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马院长坐在黑色小卧车里，手里紧紧地抱着他那把珍贵的小提琴，这给我留下了至深的记忆，小提琴是他的命，是他为民服务的工具。
　　马院长在银川演出的曲目，据手边材料记载，有《内蒙组曲》全曲及其中的《思乡曲》《塞外舞曲》等，有维尼斯基的《莫斯科之回忆》、萨拉萨特的《屐舞曲》、肖邦的《夜歌》等等。从曲目安排看，当时是中西各半，古典与现代各半，民歌改编曲与创作曲目皆有，本人作品与其他经典作品皆有。我理解这是马院长的一个安排，他要让听众享受世界名曲，也聆听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既接受熟悉的作品，也接触陌生的作品。总之是为扩大西北听众的视野，让听众接受更多的西方作品，让听众接受更多的西方小提琴曲目所作的普及工作。由此而知，马院长的西北行是有他的精心构思的，并不为政治风向、政治气氛所左右，所约束，所改变。
　　马院长在银川演出的几天里，沉稳、安详、宁静、闲适，他与我说话不多，除安排的活动外，也几乎不上街，只是瑞雪活泼，经常和我在一起弹弹琴，说说话。这一方面由于他的性格所致，一方面恐怕与1959年西安师范学院董大勇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有关，董大勇在文中对马思聪先生演奏曲目提出批评，说音乐会的节目除了马思聪解放前的作品外，其余都是西欧古典音乐家的作品，责问“马先生对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等等，董大勇措词尖锐、不尊不敬的批评伤害了马院长的感情。由此于1959年2月至7月在《人民音乐》上展开了一场“马思聪演奏曲目的讨论”，给马思聪先生以压力，但马院长仍照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待人接物，行事做人，安排节目。正如苏夏在《马思聪论艺术和专业音乐活动》一文中所说：“他是不会当众暴怒的。这就是马思聪”（《马思聪音乐艺术研究专辑》第6页）。在演出结束后，宁夏文联副主席姚以壮和我陪同马院长一家去建国前宁夏军阀马鸿逵在贺兰山修建的避暑山庄看看走走，也就是上山避避暑气。所谓马鸿逵的避暑山庄也只是在贺兰山半腰盖几间木头房，并没有什么雕梁画栋的建筑群。在山上休息的中间，马院长让马如龙给大家独奏几首曲子，我记得很清楚，如龙演奏的是帕格尼尼的《魔鬼之笑》，而这正是董大勇尖锐批评马院长在大跃进年代正式音乐会上还演奏的曲目，但马院长心静如水，稳如泰山，仍然闲庭信步于董大勇的指责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不为不公的批评所动。让如龙再演奏这首曲子，就表明他不认为《魔鬼之笑》不好，也不认为董大勇的批评就对，演奏家应当掌握西方更多的经典曲目才能前进，从这里看，马院长的西北行既是下乡演出，下乡为工农兵服务，也是暂时离开那不必要争论的一种权宜之计，以腾出时间与精力，以平静的心态来完成他的《第二交响曲》的再修改。当然，这一切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所能感悟的，而是今天读了许多材料后的新认识、新理解。
　　在几天短暂演出的中间，我们请马院长举办一个讲座，给宁夏歌舞团的乐手们上一堂课。当时的宁夏歌舞团是由中央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全总工会文工团派员组建的，都还年青，艺术修养都还急待提高。那天的讲座是在马院长住处的一楼会议室举行的。他听了几位小提琴手的演奏后，着重论述了左右手的关系，要求大家不要只看重左手指法，要充分认识右手拉弓的重要性，要求每天都要拉空弦，空弦练习要拉出乐感来，等等。强调每天专心致志练琴的必不可少，反复告诫大家“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练琴，观众知道”的道理。这些谆谆教诲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深奥之处，甚至还觉得太一般，太浅显了。而在天天批判技术、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反右”运动结束不久的五六十年代，这也算是大胆的了，也算是唱反调了，也算是顶风而上的言论了。这堂课给我很深的教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它不但讲解了技术，解析了演奏的一些技巧，更重要的还在于告诉我们这些晚辈、这些年青学子要认真做人，踏实拉琴，埋头做学问，不表面，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它的人生哲理要深刻于技术要求。
　　马院长离开宁夏后，我给他寄过信，寄过一首小提琴曲的习作《五哥放羊》，还寄过一首根据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上的民歌写的二重唱《井台上》。他回到北京后用八行书的毛边纸的信纸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竖写的，还有好几张他们在西北各地演出时拍的照片，是用当时的120相机拍的，比较小，马院长在每张相片的背面都写上拍照的时间与地点：
　　其中有“登贺兰山远眺银川”、“青海塔尔寺”、“青海塔尔寺大寺院顶上一角”（1960年8月）、“甘肃敦煌沙漠上古代的废墟”（1960年9月）、“新疆乌鲁木齐天山顶上瑶池”、“南疆喀什香妃墓前”、“新疆喀什维吾尔族歌舞演员”、“新疆南山牧区”、“新疆南山哈萨克族牧民”、“新疆吐鲁番戈壁滩上骆驼队”（1960年10月）等。信中谈了他对我习作的指导意见。这封信我是在农村收到的。当时，宁夏文联大部分同志都到宁夏六盘山区的同心县豫旺村参加“三秋”，我视之若宝地将这封来信夹在一本书中，想回到银川后再收藏起来，就是这么珍视又珍视的一封信，回银川后千找万找就是找不到，不知丢失到哪里去了。今天想来仍十分的懊恼。
　　当时我是二十出头，虽然开始在《人民音乐》发表创作评论文章，但仍然是一个无名毛小子，还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发展，马院长能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回信，详谈意见，指导我的创作，真是长辈对后生的厚爱，长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老师对学生的感情与谆谆教诲。今天思来，我仍有春风拂面的温暖，与他在银川时很少与我说话，形成了对比。马院长爱青年，爱人才，提携后生，培植晚辈的崇高风范，令我敬仰，铭骨不忘。
　　我这里记的仅仅是马院长在宁夏五六天的一些小事，无关重大，文章虽短，一是谨记以表怀念之情；二是使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马思聪先生的人品与性格，可以进一步理解马思聪先生心中装着人民；三是可以看到当代音乐史上如何正确对待西方音乐，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不同观点与矛盾是一直不断的。
　　马院长常说：“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这就是他为人为事的座右铭，高风亮节，可敬可佩，可歌可颂矣！
　　
　　孙星群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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