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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宏观层面，以云龙县古桥的人文背景，结合人口流动的发展脉络，分析古桥的形成及演变发展规律。云龙古桥演变受人口的迁移影响，受限于自然山水格局，形成 “核心区——发展轴——生长点——扩展区——次级生长点”的发展演变规律。古桥演变从初期的“点状”发展模式转变为沿河流形成的“带状”发展模式;最终呈现出明显、稳定的“组团状”形式。
关键词：云龙古桥;人口流动;古桥演变
云龙县以白族为主要居住种族，汉族的进入是从明朝以后逐渐开始的。汉族的移居带来了中原文化，历代有客籍人来云龙屯垦戍边，经商贸易、留寓讲学、开矿办厂、上门入赘，把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云龙，形成既有当地白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又有汉文化的融入[1]。
1.明朝时期的人口流动
明初中央王朝在全国推行“移民就宽乡”的制度，受政策的影响，明王朝以军屯、民屯和商屯将内地汉族人口迁移到大理等少数民族地区，此时的云龙县也就此进入大量汉族人。一个地区有着大幅度的变革，离不开经济与政治的因素，明朝年间推行的政策加剧了云龙境内人口的流动，规模也大于前朝，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7]。
明政权建立后，便大量派遣军队驻扎各地，这些军人在驻守云龙时，还开展屯田垦殖，即军屯。当时的政策还需这些军人带上家属亲眷在本地安家落户，有仗时便披衣上阵，无仗时便卸甲归田，安生过日。人群的聚集演绎出来堡垒、驿站等邮传机构，传递官府往来文件[7]。
民屯也加剧了白族地区人口的流入。据史料记载，“（公元1389年）英（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春镇七年（洪武二十五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2年-公元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5]。这些被迁移到云南进行民屯的汉族移民，有不少人进入今天的云龙县安家落户。这些人来之后，在这里耕田储量，兴修水利，将内地先进的技术传给了当地的白族居民，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民族的融合也同时产生的新的文化。
明朝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开拓了更多的驿站，同时进行商屯，为了补给各卫所军粮的不足，招募商人发展商业，开垦种植，收获后留己所需，其余提供于附近卫所，政府发布凭证，然后由商人到盐产地去换盐，因此而牟利。云龙县的诺邓村的盐井是其中开发的盐井之一，以此进行良性循环，明清时期云龙县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因战争、自然灾害、学习等也是导致白族地区的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2.清朝时期的人口流动
清朝因军队驻守、换防、屯田、商业和贸易、学习等导致了不少人口流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1687年）进行了几次驻军的变动，这些变动导致了不少数量的军人流入流出，清王朝在今大理地区全面开展军屯也是因此而开始，在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此时的大理府的屯兵总人数达47455人。商业和贸易导致的人口流动是对云龙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力，清朝对于云龙的关注和发展比起明朝代又更近一步，清政府陆续在云龙县开采了八大盐井，这些盐作为商品，被当地的马帮运送至全国各地，还有少量盐等出口到缅甸等外国市场上。商品的销售就代表会有人员的流动，当地的居民会带着这些商品穿梭在云龙大地上，同时也会导致大量的商人和技术人员流入该地[8]。据记载，当时的矿工有数千人，多数来自湖广、山东等省。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云龙检慒西北的大功山也曾开办过大工厂铜矿，这些铜矿的开办使得来自内地的工人进入云龙，隨着长时间在当地工作、生活，这些工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就在当地落户定居。
3.人口流动对桥文化产生的影响
明清时期人口的迁移，为云龙地区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因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云龙古桥是因人们日渐成熟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的需求，在经济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有了互动。人口的涌入必定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引进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使得当地人民不再使用吊索、藤桥等原始方式跨域江河，至此，云龙县拥有中原建桥技术与本地民俗相结合的独特桥梁，开始进入居民的生活。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入让云龙县城产生大量的桥梁，现存古桥46座中，有年代记载的共13座，其中，明朝时期记载建造的桥梁2座，分别是砥柱桥和彩凤桥，砥柱桥创新了极为罕见的联孔风雨桥，而彩凤桥则是为数不多的“大花桥”，据记载，桥内绘有无数精美绝伦的壁画。清代修建的桥梁9座，其中包含跨度最长的木桥---通金桥，以及极具白族特色的关帝圣君桥。云龙县没有明确记载的桥梁无数，他们散落在云龙县的四处，随着岁月的推移讲述着曾经辉煌的历史。 这些桥在辉煌时期是地标性的存在，亦是人们外出时的信念，当地人在出远门时，都会在桥上烧一柱香，以期望一路顺风。可谓是有水便有人，有人便有桥，云龙县的桥文化随着自然环境和人口迁移，日渐久远的深入百姓生活。
明清时期人口的迁入让云龙县古桥的建设达到了鼎盛时期，人口的聚集带来了经济，反之经济的衰退也会使人口流失。民国时期以后，随着矿产业的衰退，人口减少，桥梁文化也逐步走向衰败，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大部分古桥处于损坏且长久缺失修缮的状态，直接导致古桥的逐渐消失，文献上记载的许多精美绝伦的古桥，已找不到踪迹，令人叹息。
参考文献
[1]云南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57～108
[2]云龙旅游网， http：//www.ylly.org/
[3]云南省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云龙县志[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73～79
[4]李晓斌.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文化变迁探析[J].古代民族文化研究，2000（32）：44～46
[5]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社，2001，38～50
[6]杨宗汉.云龙县志（第一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57～80
[7]张长.诺邓记[J].大理文化，2003（03）：18～21
[8]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139～141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大理云龙县古桥景观特征研究”（编号2019J043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康瑶（1991-）汉族，山西临汾人，风景园林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建筑艺术
关键词：云龙古桥;人口流动;古桥演变
云龙县以白族为主要居住种族，汉族的进入是从明朝以后逐渐开始的。汉族的移居带来了中原文化，历代有客籍人来云龙屯垦戍边，经商贸易、留寓讲学、开矿办厂、上门入赘，把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云龙，形成既有当地白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又有汉文化的融入[1]。
1.明朝时期的人口流动
明初中央王朝在全国推行“移民就宽乡”的制度，受政策的影响，明王朝以军屯、民屯和商屯将内地汉族人口迁移到大理等少数民族地区，此时的云龙县也就此进入大量汉族人。一个地区有着大幅度的变革，离不开经济与政治的因素，明朝年间推行的政策加剧了云龙境内人口的流动，规模也大于前朝，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7]。
明政权建立后，便大量派遣军队驻扎各地，这些军人在驻守云龙时，还开展屯田垦殖，即军屯。当时的政策还需这些军人带上家属亲眷在本地安家落户，有仗时便披衣上阵，无仗时便卸甲归田，安生过日。人群的聚集演绎出来堡垒、驿站等邮传机构，传递官府往来文件[7]。
民屯也加剧了白族地区人口的流入。据史料记载，“（公元1389年）英（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春镇七年（洪武二十五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2年-公元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5]。这些被迁移到云南进行民屯的汉族移民，有不少人进入今天的云龙县安家落户。这些人来之后，在这里耕田储量，兴修水利，将内地先进的技术传给了当地的白族居民，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民族的融合也同时产生的新的文化。
明朝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开拓了更多的驿站，同时进行商屯，为了补给各卫所军粮的不足，招募商人发展商业，开垦种植，收获后留己所需，其余提供于附近卫所，政府发布凭证，然后由商人到盐产地去换盐，因此而牟利。云龙县的诺邓村的盐井是其中开发的盐井之一，以此进行良性循环，明清时期云龙县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因战争、自然灾害、学习等也是导致白族地区的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2.清朝时期的人口流动
清朝因军队驻守、换防、屯田、商业和贸易、学习等导致了不少人口流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1687年）进行了几次驻军的变动，这些变动导致了不少数量的军人流入流出，清王朝在今大理地区全面开展军屯也是因此而开始，在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此时的大理府的屯兵总人数达47455人。商业和贸易导致的人口流动是对云龙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力，清朝对于云龙的关注和发展比起明朝代又更近一步，清政府陆续在云龙县开采了八大盐井，这些盐作为商品，被当地的马帮运送至全国各地，还有少量盐等出口到缅甸等外国市场上。商品的销售就代表会有人员的流动，当地的居民会带着这些商品穿梭在云龙大地上，同时也会导致大量的商人和技术人员流入该地[8]。据记载，当时的矿工有数千人，多数来自湖广、山东等省。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云龙检慒西北的大功山也曾开办过大工厂铜矿，这些铜矿的开办使得来自内地的工人进入云龙，隨着长时间在当地工作、生活，这些工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就在当地落户定居。
3.人口流动对桥文化产生的影响
明清时期人口的迁移，为云龙地区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因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云龙古桥是因人们日渐成熟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的需求，在经济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有了互动。人口的涌入必定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引进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使得当地人民不再使用吊索、藤桥等原始方式跨域江河，至此，云龙县拥有中原建桥技术与本地民俗相结合的独特桥梁，开始进入居民的生活。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入让云龙县城产生大量的桥梁，现存古桥46座中，有年代记载的共13座，其中，明朝时期记载建造的桥梁2座，分别是砥柱桥和彩凤桥，砥柱桥创新了极为罕见的联孔风雨桥，而彩凤桥则是为数不多的“大花桥”，据记载，桥内绘有无数精美绝伦的壁画。清代修建的桥梁9座，其中包含跨度最长的木桥---通金桥，以及极具白族特色的关帝圣君桥。云龙县没有明确记载的桥梁无数，他们散落在云龙县的四处，随着岁月的推移讲述着曾经辉煌的历史。 这些桥在辉煌时期是地标性的存在，亦是人们外出时的信念，当地人在出远门时，都会在桥上烧一柱香，以期望一路顺风。可谓是有水便有人，有人便有桥，云龙县的桥文化随着自然环境和人口迁移，日渐久远的深入百姓生活。
明清时期人口的迁入让云龙县古桥的建设达到了鼎盛时期，人口的聚集带来了经济，反之经济的衰退也会使人口流失。民国时期以后，随着矿产业的衰退，人口减少，桥梁文化也逐步走向衰败，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大部分古桥处于损坏且长久缺失修缮的状态，直接导致古桥的逐渐消失，文献上记载的许多精美绝伦的古桥，已找不到踪迹，令人叹息。
参考文献
[1]云南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57～108
[2]云龙旅游网， http：//www.ylly.org/
[3]云南省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云龙县志[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73～79
[4]李晓斌.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文化变迁探析[J].古代民族文化研究，2000（32）：44～46
[5]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社，2001，38～50
[6]杨宗汉.云龙县志（第一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57～80
[7]张长.诺邓记[J].大理文化，2003（03）：18～21
[8]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139～141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大理云龙县古桥景观特征研究”（编号2019J043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康瑶（1991-）汉族，山西临汾人，风景园林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建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