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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之死》是“第一部中文旅馆小说”，本文从虹影及其创作的含混、杂糅、交错、碰撞入手，解读《上海之死》中所蕴涵的地域“居间性”，文化身份“居间性”，个体情感“居间性”以及人物性格“居间性”。
关键词：《上海之死》 虹影 创作 居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上海之死》是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中的第二部。1941年秋冬，女明星兼女间谍于堇以回沪出演浪漫爱情剧《狐步上海》及搭救前夫为掩护，与日军、汪伪政权，以及其他方面的谍报人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学界一般从“第一部中文旅馆小说”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而笔者希望从虹影及其创作中居间性的特点来进行解读。
“居间（In-Between）”是流散文学研究之父霍米·巴巴在他的代表专著《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和论文集《民族与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1990）中提到的一个术语。它是与“阈限”相呼应的一个概念，是“阈限空间（the liminal space）”的一种存在方式。阈限空间（the liminal space）是一个文化之间彼此碰撞、交互作用、互相同化的场所，居间则可以认定为一种含混、杂糅、交错、碰撞的存在方式。笔者就从虹影及其创作的含混、杂糅、交错、碰撞入手，解读《上海之死》中所蕴涵的地域“居间性”，文化身份“居间性”，个体情感“居间性”以及人物性格“居间性”。
一 迷茫的人，居间的城——“我”身归何处
虹影就是一个“居间的人”，她的生命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日与雨交，倏然成质”，总是处于含混、杂糅、交错、碰撞的状态。对于虹影来说，出身问题从来都是个问号，私生女的身份无法让她归入重庆的那个家庭，如今她亦不知家园在何处。她虽生于中国，却像个吉普赛女郎一样在各国流浪，生活对于她来说是交错的，是没有疆界的，不过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那样穿越疆界是为了返回，回到“此在”。虹影一直渴望在交错、含混的状态下，找一个定点，一个可以回归的地方，她一直在路上找寻自己的归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家园。
于是，虹影在作品中创作出像她一样疆界含混、内在杂糅的城——上海。她的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女子有行》等作品都选中了上海作为书写对象，用她的话说：“上海会让你着迷。”在《上海之死》中，虹影用她精致的语言和敏感的触觉将上海这座居间的城，呈现给读者。如果把上海摆在世界的范围看，它是“建筑在地狱之上的天堂”。“就在这几天，巴黎已经陷落，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伦敦牛津街Miss Selfridge橱窗里的最新时装，要七张配给券，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只有这个上海，只有这个外滩码头，才能在全世界炸弹摇晃中领袖时尚。”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居间”的地带，是一个各国人口、各国文化杂糅的地带。“白克路上有家俄国人开的美容沙龙”，英文旧书店是美国人开的，酒店的鲜花是从泰国直运的，门卫是包着红头巾的锡克人，剧院名字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蕙质兰心”，却是拉丁语的谐音。
如果把上海摆到中国的大环境里看待，它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交叉性地带，一座“有家归不得”的漂泊之城。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在均衡各方军事势力的考虑下，上海处于一种战争与和平共存的状态，处于外在歌舞升平而内在势力涌动的状态。它无法回归祖国，同祖国共同作战，也不能在母亲燃起战火的时候独善其身，它成为了一种含混的存在。只能在不停的漂泊中，在各方争夺的势力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探知自己的命运，极尽所能地表达出一种皈依。那“夜夜笙歌”不仅仅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醉生梦死，更是上海大众在穿越“疆界”，回到“此在”的焦虑与急切的体现。
二 精神的挣扎，文化的对立——“我”根在何处
与现实中许多流散作家一样，虹影常受困于一种持续追求文化身份归属的心理窘境。正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漂泊异乡的人的生活从内在来说是悲惨的：“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虹影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含混、杂糅、交错、碰撞中，总要面临两难的抉择，她始终无法认清自己的身份，我是本我？我是他者？或许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那样，虹影“在文化杂交中已经产生了新的文化身份，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她的内心一直在挣扎，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夹缝中苦苦追寻着自己文化身份的归属。
像虹影一樣，《上海之死》中的人物也大多存有文化身份两难的悲苦。大都市中的于堇身份特殊，身在本国却被他国人收养，从教会学校到工整的汉字，从她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杂糅，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于堇有一个居间的文化身份，她本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亲生父母曾给过她良好的中式教育，父母双亡后她跟着养父休伯特生活，她的名字变成了Jean Hubert，她接受洗礼，读外国名著，上教会学校，可以说这时候于堇已经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上海人，这使她认不清自己的文化身份。西式的教育不可能把于堇变成西方人，而是成了一个集中西方于一体的综合人物。于堇遵从休伯特的文化和习惯，但她文化的根却在上海，在中国。就像作品所写“于堇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生了根，不像刚从船上下来那么悬空了”，“于堇归根结底是个中国人，哪怕无爹无娘，依然是个中国人”。最终她在本国——他国的两难抉择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到平衡点——牺牲自己。
除了于堇以外，作品中的经理索尔·夏皮罗，养父休伯特等人物也都有居间的文化身份，都需要面对这种本国——他国，融合——对立的抉择，即使他们学习了居住国的生存之道、说话方式、语音语调，更甚者像索尔表现出一种低人一等的谦恭，然而内心却充满了对祖国对故土的思念，充满了对过去生活的怀念。正如虹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上海有好多像狐狸一样不肯接受驯服的人。” 三 情感的诉求，真爱的两难——“我”情归何处
在《上海之死》的扉页上，虹影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父亲，别时容易见时难。”因此，《上海之死》实际上表现的是她与父亲之间的一种情感。私生女的身份对于虹影的人生、性格、情感都有着很深的影响，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折磨。她从小缺失“爱”，与母亲关系不和，养父不能走进内心，生父又不能给她关爱。这种父爱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虹影一生无法言说的痛苦。成年后，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作品中，虹影的恋爱对象与父亲的形象总是无法分开的，他们彼此含混，彼此替代，彼此交错，彼此叠加，她自己也说：“我很难跟男人相处，因为我跟男人的关系一开始就错了，最开始我找男人不是找爱人、找情人或找丈夫，而是找父亲，本来你就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所以你能够怪别人吗？”受阈限理论的启发，笔者把这种存在于父女亲情与爱情之间、互为因果的感情称为“阈限亲情”。现实中，虹影追寻“阈限亲情”，爱上了大她许多的赵毅衡；创作中，虹影追寻“阈限亲情”，在《饥饿的女儿》中找历史老师，在《上海王》中找常力雄、余其扬，在《你一直对温柔妥协》中找高 ，在《阿难》中去找阿难。
在《上海之死》中，于堇与休伯特同样有着令人感动的父女深情。于堇父母早逝，独自飘零，出身是模糊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故事中从来都没有正面的去把她父母的身份写出来，尤其是父亲甚至从未出场，这直接导致了于堇父爱的匮乏和孤苦无依，能够些微给她安慰的就只有养父休伯特的爱了。过去的论述总把于堇与休伯特的感情认定为单纯的父女情，但是笔者却认为他们二者之间的感情是有含混性的。于堇最爱、最尊敬的人就是休伯特，她说：“我对你的爱，哪怕上海沉没也不会消失。”另一方面，休伯特爱于堇，胜于爱自己的使命甚至生命。他毫无保留地给予她爱的庇护，尊重于堇的所有选择，但却在于堇嫁给倪则仁这件事上无法释怀，觉得是危机的来临，陷入悲伤。于堇死后休伯特清楚地认识到：“他一生就想接近一个女人的心，这个小女孩，他看着她长成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是他失败了，败得很惨。”他们亲密如父女，平等如朋友，相依为命，甚至可以为彼此去死。于堇自杀，休伯特亦不会独活，他要追随于堇到天堂看最美的落日。那么，休伯特和于堇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纯真的父女间的亲情？抑或是一种畸形的爱情而不自知？这是个极难做出判断的问题，或许我们也该将其归入“阈限亲情”。
四 性别的错位，性格的杂糅——“女儿身男儿心”
虹影，是一位外表女性化，而内在男性化的作家，也曾有人借用《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评价来评价她——“脂粉堆里的英雄”。她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如此：“我是女儿身男儿心。男儿心也并非看不起女性，而是說性别在我身上不能说明什么，一句话，我的写作是超性别的写作。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得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她不认同软弱是女人的代名词，在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外表女性化，内在男性化的女中豪杰，她们有只身在上海打天下的筱月桂，也有构建商业帝国的女强人苏菲、花穗子，还有康乃馨俱乐部里的女杀手们，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无疑都是女性，不过她们离经叛道，比男人更杰出、更有勇气，更能面对世界的诡谲风云。
《上海之死》中的女性也存在着性格方面的含混性和模糊性。于堇的性格中既有女性化的一面，又有男性化的一面。于堇，外表美丽，那美貌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怀。她精于打扮，内心有其女性的一面，她心思细腻，偶尔还要撒娇，不过她的这些小女儿态，只有在养父休伯特的面前才会显露出来。对付外人，精致的梳妆是她的面具，华丽的衣服是她的盔甲，“女”这个性别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武器，是从敌人处成功套取情报的工具。于堇，无论何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强大，她冷静的面对射杀倪则仁的子弹；日军直冲她的房间而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惊慌失措，“一下子解除了心病，她脸上又是容光焕发。就是在这一瞬间，她的眼睛变得有神，像站在一个突然升起大幕的舞台上”。哪怕是最后跳楼的时候，她都可以用一个骄傲的笑来收场。白云裳也同样如此，她连情欲的对象都可以是交错而模糊的。她会挑选异性作为情欲的对象，倪则仁、莫之因这些男人对她来讲只是工具，同样，她也可以选同性于堇作为情欲对象，“原来梦里她与一个女人所做的一切，竟然不是梦，她的睡衣是扣带子的，醒来时却是裸着身子”，“迷迷糊糊之中，她没有任何快乐，不过好像也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反感”。通过这些描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白云裳的性别错位，她的性格同于堇一样具有含混、交错、不清的特点。
作品如人，虹影与主人公之间存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灵肉合一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没有这些小说，就没有虹影这个人——这个人就只是一个躯体，她的灵魂就是她与主人公的复合。”而虹影更是将自身的文化、情感和心理的居间状态带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希望借助作品的主人公在居间状态下的某种生活来找寻自己。
参考文献：
[1] 虹影：《英国情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 Homi K Bhabha.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Postmodern：The Question of Agenc（fromThe Location of Culture）[M].Boston&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Fourth Edition，2000.
[3] 虹影：《上海魔术师》，《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后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虹影：《上海之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 爱德华·W·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Karin Ikas.Introduction[A].Communicating in the Third Space[C].New York：Routledge，2009.
[7] 知名作家虹影女士做客网易读书实录：http：//book.163.com/09/1111/18/5NS16F0B00923IN9_3.html.
[8] 许菲菲：《虹影：我的写作是超性别的》，新浪博客，2011年11月2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2f0190102dthn.html.
[9] 虹影：《火孤虹影》，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王春艳，女，1981—，天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高职人文素质教学，工作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关键词：《上海之死》 虹影 创作 居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上海之死》是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中的第二部。1941年秋冬，女明星兼女间谍于堇以回沪出演浪漫爱情剧《狐步上海》及搭救前夫为掩护，与日军、汪伪政权，以及其他方面的谍报人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学界一般从“第一部中文旅馆小说”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而笔者希望从虹影及其创作中居间性的特点来进行解读。
“居间（In-Between）”是流散文学研究之父霍米·巴巴在他的代表专著《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和论文集《民族与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1990）中提到的一个术语。它是与“阈限”相呼应的一个概念，是“阈限空间（the liminal space）”的一种存在方式。阈限空间（the liminal space）是一个文化之间彼此碰撞、交互作用、互相同化的场所，居间则可以认定为一种含混、杂糅、交错、碰撞的存在方式。笔者就从虹影及其创作的含混、杂糅、交错、碰撞入手，解读《上海之死》中所蕴涵的地域“居间性”，文化身份“居间性”，个体情感“居间性”以及人物性格“居间性”。
一 迷茫的人，居间的城——“我”身归何处
虹影就是一个“居间的人”，她的生命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日与雨交，倏然成质”，总是处于含混、杂糅、交错、碰撞的状态。对于虹影来说，出身问题从来都是个问号，私生女的身份无法让她归入重庆的那个家庭，如今她亦不知家园在何处。她虽生于中国，却像个吉普赛女郎一样在各国流浪，生活对于她来说是交错的，是没有疆界的，不过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那样穿越疆界是为了返回，回到“此在”。虹影一直渴望在交错、含混的状态下，找一个定点，一个可以回归的地方，她一直在路上找寻自己的归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家园。
于是，虹影在作品中创作出像她一样疆界含混、内在杂糅的城——上海。她的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女子有行》等作品都选中了上海作为书写对象，用她的话说：“上海会让你着迷。”在《上海之死》中，虹影用她精致的语言和敏感的触觉将上海这座居间的城，呈现给读者。如果把上海摆在世界的范围看，它是“建筑在地狱之上的天堂”。“就在这几天，巴黎已经陷落，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伦敦牛津街Miss Selfridge橱窗里的最新时装，要七张配给券，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只有这个上海，只有这个外滩码头，才能在全世界炸弹摇晃中领袖时尚。”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居间”的地带，是一个各国人口、各国文化杂糅的地带。“白克路上有家俄国人开的美容沙龙”，英文旧书店是美国人开的，酒店的鲜花是从泰国直运的，门卫是包着红头巾的锡克人，剧院名字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蕙质兰心”，却是拉丁语的谐音。
如果把上海摆到中国的大环境里看待，它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交叉性地带，一座“有家归不得”的漂泊之城。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在均衡各方军事势力的考虑下，上海处于一种战争与和平共存的状态，处于外在歌舞升平而内在势力涌动的状态。它无法回归祖国，同祖国共同作战，也不能在母亲燃起战火的时候独善其身，它成为了一种含混的存在。只能在不停的漂泊中，在各方争夺的势力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探知自己的命运，极尽所能地表达出一种皈依。那“夜夜笙歌”不仅仅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醉生梦死，更是上海大众在穿越“疆界”，回到“此在”的焦虑与急切的体现。
二 精神的挣扎，文化的对立——“我”根在何处
与现实中许多流散作家一样，虹影常受困于一种持续追求文化身份归属的心理窘境。正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漂泊异乡的人的生活从内在来说是悲惨的：“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虹影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含混、杂糅、交错、碰撞中，总要面临两难的抉择，她始终无法认清自己的身份，我是本我？我是他者？或许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那样，虹影“在文化杂交中已经产生了新的文化身份，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她的内心一直在挣扎，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夹缝中苦苦追寻着自己文化身份的归属。
像虹影一樣，《上海之死》中的人物也大多存有文化身份两难的悲苦。大都市中的于堇身份特殊，身在本国却被他国人收养，从教会学校到工整的汉字，从她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杂糅，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于堇有一个居间的文化身份，她本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亲生父母曾给过她良好的中式教育，父母双亡后她跟着养父休伯特生活，她的名字变成了Jean Hubert，她接受洗礼，读外国名著，上教会学校，可以说这时候于堇已经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上海人，这使她认不清自己的文化身份。西式的教育不可能把于堇变成西方人，而是成了一个集中西方于一体的综合人物。于堇遵从休伯特的文化和习惯，但她文化的根却在上海，在中国。就像作品所写“于堇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生了根，不像刚从船上下来那么悬空了”，“于堇归根结底是个中国人，哪怕无爹无娘，依然是个中国人”。最终她在本国——他国的两难抉择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到平衡点——牺牲自己。
除了于堇以外，作品中的经理索尔·夏皮罗，养父休伯特等人物也都有居间的文化身份，都需要面对这种本国——他国，融合——对立的抉择，即使他们学习了居住国的生存之道、说话方式、语音语调，更甚者像索尔表现出一种低人一等的谦恭，然而内心却充满了对祖国对故土的思念，充满了对过去生活的怀念。正如虹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上海有好多像狐狸一样不肯接受驯服的人。” 三 情感的诉求，真爱的两难——“我”情归何处
在《上海之死》的扉页上，虹影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父亲，别时容易见时难。”因此，《上海之死》实际上表现的是她与父亲之间的一种情感。私生女的身份对于虹影的人生、性格、情感都有着很深的影响，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折磨。她从小缺失“爱”，与母亲关系不和，养父不能走进内心，生父又不能给她关爱。这种父爱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虹影一生无法言说的痛苦。成年后，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作品中，虹影的恋爱对象与父亲的形象总是无法分开的，他们彼此含混，彼此替代，彼此交错，彼此叠加，她自己也说：“我很难跟男人相处，因为我跟男人的关系一开始就错了，最开始我找男人不是找爱人、找情人或找丈夫，而是找父亲，本来你就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所以你能够怪别人吗？”受阈限理论的启发，笔者把这种存在于父女亲情与爱情之间、互为因果的感情称为“阈限亲情”。现实中，虹影追寻“阈限亲情”，爱上了大她许多的赵毅衡；创作中，虹影追寻“阈限亲情”，在《饥饿的女儿》中找历史老师，在《上海王》中找常力雄、余其扬，在《你一直对温柔妥协》中找高 ，在《阿难》中去找阿难。
在《上海之死》中，于堇与休伯特同样有着令人感动的父女深情。于堇父母早逝，独自飘零，出身是模糊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故事中从来都没有正面的去把她父母的身份写出来，尤其是父亲甚至从未出场，这直接导致了于堇父爱的匮乏和孤苦无依，能够些微给她安慰的就只有养父休伯特的爱了。过去的论述总把于堇与休伯特的感情认定为单纯的父女情，但是笔者却认为他们二者之间的感情是有含混性的。于堇最爱、最尊敬的人就是休伯特，她说：“我对你的爱，哪怕上海沉没也不会消失。”另一方面，休伯特爱于堇，胜于爱自己的使命甚至生命。他毫无保留地给予她爱的庇护，尊重于堇的所有选择，但却在于堇嫁给倪则仁这件事上无法释怀，觉得是危机的来临，陷入悲伤。于堇死后休伯特清楚地认识到：“他一生就想接近一个女人的心，这个小女孩，他看着她长成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是他失败了，败得很惨。”他们亲密如父女，平等如朋友，相依为命，甚至可以为彼此去死。于堇自杀，休伯特亦不会独活，他要追随于堇到天堂看最美的落日。那么，休伯特和于堇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纯真的父女间的亲情？抑或是一种畸形的爱情而不自知？这是个极难做出判断的问题，或许我们也该将其归入“阈限亲情”。
四 性别的错位，性格的杂糅——“女儿身男儿心”
虹影，是一位外表女性化，而内在男性化的作家，也曾有人借用《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评价来评价她——“脂粉堆里的英雄”。她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如此：“我是女儿身男儿心。男儿心也并非看不起女性，而是說性别在我身上不能说明什么，一句话，我的写作是超性别的写作。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得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她不认同软弱是女人的代名词，在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外表女性化，内在男性化的女中豪杰，她们有只身在上海打天下的筱月桂，也有构建商业帝国的女强人苏菲、花穗子，还有康乃馨俱乐部里的女杀手们，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无疑都是女性，不过她们离经叛道，比男人更杰出、更有勇气，更能面对世界的诡谲风云。
《上海之死》中的女性也存在着性格方面的含混性和模糊性。于堇的性格中既有女性化的一面，又有男性化的一面。于堇，外表美丽，那美貌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怀。她精于打扮，内心有其女性的一面，她心思细腻，偶尔还要撒娇，不过她的这些小女儿态，只有在养父休伯特的面前才会显露出来。对付外人，精致的梳妆是她的面具，华丽的衣服是她的盔甲，“女”这个性别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武器，是从敌人处成功套取情报的工具。于堇，无论何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强大，她冷静的面对射杀倪则仁的子弹；日军直冲她的房间而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惊慌失措，“一下子解除了心病，她脸上又是容光焕发。就是在这一瞬间，她的眼睛变得有神，像站在一个突然升起大幕的舞台上”。哪怕是最后跳楼的时候，她都可以用一个骄傲的笑来收场。白云裳也同样如此，她连情欲的对象都可以是交错而模糊的。她会挑选异性作为情欲的对象，倪则仁、莫之因这些男人对她来讲只是工具，同样，她也可以选同性于堇作为情欲对象，“原来梦里她与一个女人所做的一切，竟然不是梦，她的睡衣是扣带子的，醒来时却是裸着身子”，“迷迷糊糊之中，她没有任何快乐，不过好像也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反感”。通过这些描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白云裳的性别错位，她的性格同于堇一样具有含混、交错、不清的特点。
作品如人，虹影与主人公之间存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灵肉合一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没有这些小说，就没有虹影这个人——这个人就只是一个躯体，她的灵魂就是她与主人公的复合。”而虹影更是将自身的文化、情感和心理的居间状态带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希望借助作品的主人公在居间状态下的某种生活来找寻自己。
参考文献：
[1] 虹影：《英国情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 Homi K Bhabha.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Postmodern：The Question of Agenc（fromThe Location of Culture）[M].Boston&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Fourth Edition，2000.
[3] 虹影：《上海魔术师》，《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后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虹影：《上海之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 爱德华·W·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Karin Ikas.Introduction[A].Communicating in the Third Space[C].New York：Routledge，2009.
[7] 知名作家虹影女士做客网易读书实录：http：//book.163.com/09/1111/18/5NS16F0B00923IN9_3.html.
[8] 许菲菲：《虹影：我的写作是超性别的》，新浪博客，2011年11月2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2f0190102dthn.html.
[9] 虹影：《火孤虹影》，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王春艳，女，1981—，天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高职人文素质教学，工作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