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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从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是否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出发，通过2000年到2019年陕西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与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的序列数据。分析发现陕西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通过协整检验来看，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再进一步从Granger因果检验来看，在短期内陕西地区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不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陕西省应该转变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提高陕西高等教育质量，推进知识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化的速度和质量。
世界各国在其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知识创新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综合型人才是各国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我国70年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其在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中与日俱增，国民经济水平在世界居于较高水平，高等教育体系规模占据了世界巅峰水平，实现了人口由数量到质量上的转变。而我国在制定重要的远景战略目标时也经常重点强调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各地区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议稿明确指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高层次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区域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陕西作为一个高等教育聚集的教育大省，高等教育在提升陕西经济的竞争力与创造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教育规模是指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其所拥有的人、财、物数量的总和。标志教育发达的程度。其受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从纵向结构看，可分为学前教育规模、初等教育规模、中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规模。教育规模适当可产生较高的教育效益。高等教育规模可从高等教育学校数量、高等学校招生人数、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等方面来衡量。文章拟从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衡量陕西高等教育规模。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为3031.53万人，其中陕西在校人数112.2万人，在全国占比为3.7%;我国GDP在2019年为990865.1亿元，其中陕西地区贡献的产值为25793.17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6%。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在近20年的时间里，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陕西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80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5793.17亿元，增幅高达14.30倍，年均增长率为15%;分时间段来看， 2014年以前以11%的速度高速增长，2014年以后在校学生数开始下降，由109.9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05.48万人，2019年又上升到112.2万人。总体增长速度为8.4%。
从增长速度来看，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在2003年以前要高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这与杨益民的《区域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等级差异评定法”对陕西2003年以前的数据分析中“陕西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高等教育”的结论一致。从2004年开始，情况完全翻转，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并于2011年差距达到最大，随后二者差距逐步减小。2019年二者的增长速度均在7%左右。
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一）指标来源与预处理
在协整检验当中，文章拟采用陕西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情况，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情况则用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表示。所用指标的时间期限为2000-2019年，数据均来自于2020年《陕西统计年鉴》。再进一步考虑到二者的可比性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实证分析中对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用GDP表示，陕西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用STU表示。
（二）平穩性检验
根据研究方法所述，协整检验要求检验的变量间必须是平稳的同阶单整变量才可以进行，所以在协整分析前需要对两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做出判断。由图1可以看出：GDP和STU是非平稳序列，二者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时候，本文主要利用ADF检验法对GDP序列和STU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如果序列在0均值上下波动，选择没有带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方程：
如若序列表现出非0均值，但是没有时间趋势的时候，选择方程
如若序列随时间的变化呈现时间趋势，那么模型应该选择
通过在上面的分析中，GDP和STU明显的带有时间趋势。因此选用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ADF检验。
利用软件进行操作，GDP和其一阶差分项△GDP在考虑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情况下ADF值分别为-2.2212和-3.1217，其1%、5%、10%的临界值相同，分别为-4.6162、-3.7105、-3.2978，很明显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就是GDP和△GDP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二阶差分以后，没有了常数项，其ADF检验值为-4.0230，其1%、5%、10%的临界值为-2.7175、-1.9644、-1.6056，检验值均小于各种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其对应序列是平稳的;STU在考虑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情况下，其ADF检验值为-2.1228，其1%、5%、10%的临界值为-4.5716、-3.6908、-3.2869检验值均大于各个水平下的临界值，STU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项△STU的ADF检验值为-3.1104，均大于其在1%、5%、10%的临界值-4.6679、-3.7332、-3.3103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STU也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二阶差分以后，△2STU也不考虑常数项，其ADF值为-2.4959，小于5%，10%检验值-1.9628、-1.6061，但是大于1%的临界值-2.7081，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在5%和10%的临界值下，其对应序列是平稳的。因此，文章选择5%的临界值，那么GDP和STU这两个时间序列同为I（2）。下面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因为GDP和STU这两个时间序列同为I（2），因此二者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使用建立在VAR模型上的Johansen协整法对陕西地区生产总值和陕西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当设定H0 ： 有0个协整关系，H1 ： 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其Eigenvalue值为0.550280，Trace Statistic值为14.42084，对应的伴随概率P值0.0219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存在。当原假设设定为至多有1个协整关系时，其Eigenvalue值为0.002026，Trace Statistic值为0.036511;其伴随概率P值0.8757大于0.05，接受原假设，即就是认为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通过Johansen协整法，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且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二者之间是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前面分析结果，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发展影响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行
通过软件测算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当滞后期为2时，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格兰杰原因，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同时也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为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当滞后期为3-5时，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但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不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说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变化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引起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但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对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有影响，而从长期来看的话，影响则不会太大。
三、结论与建议
文章通过从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视角出发，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9年这20年的时间，陕西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从增长速度来看，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速2003年以前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隨后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速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Johansen协整检验来看，研究的两变量之间是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从Granger因果检验来看，在短期内，其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不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结论：（1）根据陕西省政府的发展意见，转变陕西省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提高陕西高等教育质量。从而促进陕西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三个陕西”等重大战略问题;（2）陕西高等教育规模既不能过大扩张，也不能原地踏步，要与陕西经济水平相适应。实现发展形态上的转变。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3）以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重点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步伐，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陕西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要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推进知识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化的速度和质量。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基金项目：2020年度全国经济管理院校工业技术学研究会项目《陕西本科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GYJS021）。
世界各国在其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知识创新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综合型人才是各国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我国70年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其在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中与日俱增，国民经济水平在世界居于较高水平，高等教育体系规模占据了世界巅峰水平，实现了人口由数量到质量上的转变。而我国在制定重要的远景战略目标时也经常重点强调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各地区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议稿明确指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高层次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区域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陕西作为一个高等教育聚集的教育大省，高等教育在提升陕西经济的竞争力与创造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教育规模是指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其所拥有的人、财、物数量的总和。标志教育发达的程度。其受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从纵向结构看，可分为学前教育规模、初等教育规模、中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规模。教育规模适当可产生较高的教育效益。高等教育规模可从高等教育学校数量、高等学校招生人数、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等方面来衡量。文章拟从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衡量陕西高等教育规模。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为3031.53万人，其中陕西在校人数112.2万人，在全国占比为3.7%;我国GDP在2019年为990865.1亿元，其中陕西地区贡献的产值为25793.17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6%。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在近20年的时间里，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陕西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80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5793.17亿元，增幅高达14.30倍，年均增长率为15%;分时间段来看， 2014年以前以11%的速度高速增长，2014年以后在校学生数开始下降，由109.9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05.48万人，2019年又上升到112.2万人。总体增长速度为8.4%。
从增长速度来看，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在2003年以前要高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这与杨益民的《区域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等级差异评定法”对陕西2003年以前的数据分析中“陕西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高等教育”的结论一致。从2004年开始，情况完全翻转，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并于2011年差距达到最大，随后二者差距逐步减小。2019年二者的增长速度均在7%左右。
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一）指标来源与预处理
在协整检验当中，文章拟采用陕西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情况，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情况则用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表示。所用指标的时间期限为2000-2019年，数据均来自于2020年《陕西统计年鉴》。再进一步考虑到二者的可比性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实证分析中对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用GDP表示，陕西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用STU表示。
（二）平穩性检验
根据研究方法所述，协整检验要求检验的变量间必须是平稳的同阶单整变量才可以进行，所以在协整分析前需要对两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做出判断。由图1可以看出：GDP和STU是非平稳序列，二者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时候，本文主要利用ADF检验法对GDP序列和STU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如果序列在0均值上下波动，选择没有带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方程：
如若序列表现出非0均值，但是没有时间趋势的时候，选择方程
如若序列随时间的变化呈现时间趋势，那么模型应该选择
通过在上面的分析中，GDP和STU明显的带有时间趋势。因此选用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ADF检验。
利用软件进行操作，GDP和其一阶差分项△GDP在考虑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情况下ADF值分别为-2.2212和-3.1217，其1%、5%、10%的临界值相同，分别为-4.6162、-3.7105、-3.2978，很明显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就是GDP和△GDP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二阶差分以后，没有了常数项，其ADF检验值为-4.0230，其1%、5%、10%的临界值为-2.7175、-1.9644、-1.6056，检验值均小于各种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其对应序列是平稳的;STU在考虑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情况下，其ADF检验值为-2.1228，其1%、5%、10%的临界值为-4.5716、-3.6908、-3.2869检验值均大于各个水平下的临界值，STU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项△STU的ADF检验值为-3.1104，均大于其在1%、5%、10%的临界值-4.6679、-3.7332、-3.3103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STU也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二阶差分以后，△2STU也不考虑常数项，其ADF值为-2.4959，小于5%，10%检验值-1.9628、-1.6061，但是大于1%的临界值-2.7081，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在5%和10%的临界值下，其对应序列是平稳的。因此，文章选择5%的临界值，那么GDP和STU这两个时间序列同为I（2）。下面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因为GDP和STU这两个时间序列同为I（2），因此二者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使用建立在VAR模型上的Johansen协整法对陕西地区生产总值和陕西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当设定H0 ： 有0个协整关系，H1 ： 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其Eigenvalue值为0.550280，Trace Statistic值为14.42084，对应的伴随概率P值0.0219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存在。当原假设设定为至多有1个协整关系时，其Eigenvalue值为0.002026，Trace Statistic值为0.036511;其伴随概率P值0.8757大于0.05，接受原假设，即就是认为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通过Johansen协整法，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且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二者之间是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前面分析结果，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发展影响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行
通过软件测算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当滞后期为2时，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格兰杰原因，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同时也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为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当滞后期为3-5时，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但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不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说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变化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引起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但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对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有影响，而从长期来看的话，影响则不会太大。
三、结论与建议
文章通过从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视角出发，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9年这20年的时间，陕西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从增长速度来看，陕西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速2003年以前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隨后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速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Johansen协整检验来看，研究的两变量之间是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从Granger因果检验来看，在短期内，其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陕西地区经济增长是陕西高等教育规模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陕西高等教育规模不是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结论：（1）根据陕西省政府的发展意见，转变陕西省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提高陕西高等教育质量。从而促进陕西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三个陕西”等重大战略问题;（2）陕西高等教育规模既不能过大扩张，也不能原地踏步，要与陕西经济水平相适应。实现发展形态上的转变。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3）以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重点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步伐，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陕西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要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推进知识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化的速度和质量。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基金项目：2020年度全国经济管理院校工业技术学研究会项目《陕西本科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GYJS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