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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零门槛”落户新政引发的抢人大战，把这座“失速”的城市再次推到了舆论中心。自去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断崖式下滑后，在刚刚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排名中，天津在全国各省市中再次垫底。
天津市统计局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4959.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44亿元，下降1.9%;第二产业增加值2182.15亿元，下降1.0%;第三产业增加值2753.83亿元，增长4.4%。
1.9%的经济增速也创下了1993年以来天津的最低值。事实上，除了经济失速外，人口下降、税收负增长、资本外流也对这个直辖市敲响了警钟。
据统计，2017年，天津的常住人口为1556万人，同比减少了5.2万人。其498万的外来人口数，一下子被打回到2015年的水平。在全国12个GDP超万亿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天津是唯一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城市。
此外，天津2017年的税收收入是1612亿元，同比减少12亿元，也是全国12个GDP超万亿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唯一一个税收收入负增长的城市。
A股上市公司数量，基本代表了一个城市民营经济指数、资本活跃度和创业创新活力，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2017年，GDP刚刚跨入万亿俱乐部的新贵长沙（10200亿）、无锡（10511）分别新增11个、14个上市公司，而天津的数据却是零，没有新增一家上市公司。
种种迹象表明，失速的天津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而刚刚出台的落户新政，则是被认为是天津应对这一挑战的一记“杀手锏”。
环保督察致近万家企业关停
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近十几年，经济增速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1999年到2014年，天津的经济始终是两位数增长。2010年到2013年，天津经济增速分别为17.4%、16.4%、13.8%、12.5%，连续多年排全国第一。2014、2015、2016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为10%、9.3%、9.1%，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
但2017年天津的经济增速仅为3.6%，今年第一季度又降至1.9%，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所所长王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天津近期出现经济增长程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短期来看，去年以来严格的环保督察，是该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去年4月，国家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环保强化督察行动。这场被称为“史上最为严格”环保督察对天津影响巨大。当年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天津市，开展环保督察。
经过一个月的下沉督察，督察组给出的评价是：天津市的环保工作与直辖市的定位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明显差距;大气治理时紧时松、水环境问题突出，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督察组在反馈情况时，特别提及了督察中发现的多个环境治理敷衍了事的问题。其中包括，滨海新区、武清区为了让环保数据好看，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意见，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全市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查出了近1.9万家“散乱污”企业，并对其中9000多家污染严重、整治无望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取缔。
此外，去年3月，环保部还下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其中很多内容直指天津。例如，要求天津在当年6月底前完成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7月底前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炭，9月底前对所有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物限值。
9月，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部委又会同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天津对钢铁、铸造、建材、焦化等重点行业实施错峰生产，钢铁产能限产50%。
严厉的环保督察使得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天津面临巨大的压力，生产在短期内出现了急剧的下滑。据天津市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年天津钢材产量437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50%，8～12月，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连续负增长，全年仅增长2.3%，较上年下滑6.1百分点。
“环保督察是天津经济下滑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政策因素。”王双说。
除此之外，主动挤水分、向统计数据虚高开刀，也被认为是天津近期经济增速急剧下滑的直接因素之一。
2017年1月11日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第三届人代会公布，该新区2016年的GDP从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2017年GDP预计为7000亿，降幅达1/3。所涉及的统计口径，主要是以往滨海新区GDP统计以企业注册地为标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在滨海注册的公司，其实际生产经营都在外地，GDP两地重复计算。
尽管，天津市统计局不久就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天津滨海新区GDP统计口径变化的说明》一文，认为这次调整对天津全市GDP数据没有影响，因为“滨海新区与其他区县交叉重复统计的部分，在计算全市GDP数据时已经剔除”，但不少学者仍认为，滨海新区调整GDP统计口径对天津GDP数据的影响不可忽视。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滨海新区对天津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在统计口径调整前，2016年滨海新区的GDP占到全市的55.9%。 “调整后，缩水了将近1/3，减少了3000多亿元的GDP，对整个天津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王双对《中国新闻新闻》说。同时，她还认为，限购政策对房地产行业造成的影响，也是近期天津经济失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发布了《进一步深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见》，在意见当中，对于非天津市当地户口购房人提出了两年的社保限制，对于本地人购买第二套房屋的首付比例也提高了60%。
据统计，到当年10月，天津新房成交量远低于前年同期，以往销量火爆的“十一黄金周”，天津新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成交总金额同环比降幅均达八成。
错失产业结构转型良机
尽管从短期看，严厉的环保政策、主动挤水分、限购政策等因素是导致天津经济失速的直接原因，但业界普遍认为，从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尤其是重化工产业产值在工业结构中占比过高，才是当前天津经济增长遭遇困境的原因所在。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天津经济基本保持了每年15%的增长速度，2013年、2014年尽管有所回落，仍然延续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快速增长背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
在刘刚看来，这些深层问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传统优势工业偏重、偏旧，冶金、石化等传统工业占比较大，对全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回落，甚至出现负拉动。
比如，2017年前11个月，天津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合计影响全市工业增加值速度回落3.1个百分点，而前年同期为拉动工业增长2.2个百分点。
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区位条件，在发展石油化工等重工业方面都是北方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这些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一直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重化工业不仅自身遇到了瓶颈，而且也成为天津转型的负担。
有评论称，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经过多年经由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没有提前部署，导致产业结构固化而非优化，最终尾大难掉。
刘刚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严格的环境督察影响，这些因素同时又是相互交融的，“对重化工业的长期依赖是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源，在重化工业发展前景预期暗淡的条件下，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产业发展方面的投资都会减少。”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天津曾有过多次转型良机，但都错失了。比如，在2005年前后，中國互联网行业正从以硬件生产为主的第一阶段，向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第二阶段转型。深圳、杭州这些现在发展领先的城市，都是在当年进行了转型。
“但天津却仍然到处修建工业园区，继续抱着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放，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显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刘刚说。
不过，刘刚认为，天津经济暂时失速并不可怕，一旦培育出新动能，经济会很快恢复活力。 “这就像一辆处于弯道的汽车，减速是必然的，但只要能顺利通过弯道，必然会提速”。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天津已有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发力。今年第一季度，天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9.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7.6%，医药制造业增长10.2%。另外，一些先进制造业产品产量也快速增长，比如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产量增长56.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38.8%，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9.1%。
刘刚相信，作为中国工业重镇，天津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然明显，同时与东三省不一样，天津工业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经过短期阵痛之后，会很快重新出发。他说，“关键是要尽快培育出新动能，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转型升级为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城市。”
在刘刚看来，天津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新动能，那就是智能科技产业。
最优政策组合有待落实
中国的智能经济起步于2005年左右，2010年进入快速发展期，短短六七年间，通过向其他产业渗透，不断催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逐渐改变着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业界认为，发展智能经济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转型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刘刚认为，天津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都比较好，经济未来转型的动力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在他看来，智能经济的研发转化基地就是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天津应该大胆地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就是推动天津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2017年7月，首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召开。天津在大会上发布了《天津宣言》，表示将致力于打造中国智港，从“海港城市”向“智港城市”转型。《宣言》称，未来天津将着力打造智能制造与能源、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智慧健康医疗、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聚集区、智慧金融等六大产业板块。
就在这次大会前，天津市还与中国工程院合作成立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天津市科委主任戴永康表示，该研究院的成立将使天津智能科技产业从战略研究、战略咨询到具体技术研究，都走在全国的最前面，“天津要举起中国智能的旗帜，占领这个高地”。
2018年1月，为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和智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天津市政府印发了《天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总体行动计划》（简称《总体行动计划》），对“大智能”产业做了系统的谋划和战略布局，力图建设“大智能”产业集聚区，培育“大智能”创新体系，构建全国一流的智能科技创新生态。 根据规划，到2020年，天津将培育50家智能制造重点示范企业，突破30至35项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建设15至20个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示范基地，形成5至10个智能制造产业集聚群，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到2025年要达到“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基本完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初步形成，智能制造人才队伍基本建立”的总体目标。
今年5月中旬，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再次在天津举行。在大会上，天津又发布了《天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若干政策》），提出拿出100亿元，对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等领域项目，给予不同程度补助;同时，设立1000亿元的产业基金，投向智能机器人、智能软硬件、智能汽车等新兴领域。
与《若干政策》同时发布的，还有后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不难看出，天津希望在项目扶持、资金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一批吸引力更强的政策，全力打造最优政策组合，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支撑。
刘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助力智能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加快平台企业的引进外，还要增强服务意识，要做“店小二”，抛弃官本位的思维方式，切实服务好企业。
“‘店小二’的核心思维是服务好客户，企业需要什么，我服务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企业才能享受什么服务。”他说，“提供服务的出发点是企业。”
在这方面，天津也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17年11月，天津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规定》，明确从八个方面进一步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這项被称为“津八条”的规定提出，天津将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111”工程，到2020年培养100名以上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国际化经营管理、具有一定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家，1000名以上经营业绩突出的知名企业家，1万名以上富有创新精神、具有一定行业或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家。
在刘刚看来，优化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和高效的创新智力体系。他认为，目前天津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许多政策只在规划文件上有，在行动计划上还没有体现出来。
“政府应尽快落实在人才政策上和企业政策上。”他说，“未来的经济是人的资源开发经济，只有人放开了，人的活力放开了，人参与到经济活动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
天津市统计局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4959.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44亿元，下降1.9%;第二产业增加值2182.15亿元，下降1.0%;第三产业增加值2753.83亿元，增长4.4%。
1.9%的经济增速也创下了1993年以来天津的最低值。事实上，除了经济失速外，人口下降、税收负增长、资本外流也对这个直辖市敲响了警钟。
据统计，2017年，天津的常住人口为1556万人，同比减少了5.2万人。其498万的外来人口数，一下子被打回到2015年的水平。在全国12个GDP超万亿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天津是唯一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城市。
此外，天津2017年的税收收入是1612亿元，同比减少12亿元，也是全国12个GDP超万亿的城市中（不含北京、上海），唯一一个税收收入负增长的城市。
A股上市公司数量，基本代表了一个城市民营经济指数、资本活跃度和创业创新活力，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2017年，GDP刚刚跨入万亿俱乐部的新贵长沙（10200亿）、无锡（10511）分别新增11个、14个上市公司，而天津的数据却是零，没有新增一家上市公司。
种种迹象表明，失速的天津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而刚刚出台的落户新政，则是被认为是天津应对这一挑战的一记“杀手锏”。
环保督察致近万家企业关停
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近十几年，经济增速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1999年到2014年，天津的经济始终是两位数增长。2010年到2013年，天津经济增速分别为17.4%、16.4%、13.8%、12.5%，连续多年排全国第一。2014、2015、2016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为10%、9.3%、9.1%，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
但2017年天津的经济增速仅为3.6%，今年第一季度又降至1.9%，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所所长王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天津近期出现经济增长程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短期来看，去年以来严格的环保督察，是该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去年4月，国家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环保强化督察行动。这场被称为“史上最为严格”环保督察对天津影响巨大。当年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天津市，开展环保督察。
经过一个月的下沉督察，督察组给出的评价是：天津市的环保工作与直辖市的定位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明显差距;大气治理时紧时松、水环境问题突出，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督察组在反馈情况时，特别提及了督察中发现的多个环境治理敷衍了事的问题。其中包括，滨海新区、武清区为了让环保数据好看，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意见，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全市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查出了近1.9万家“散乱污”企业，并对其中9000多家污染严重、整治无望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取缔。
此外，去年3月，环保部还下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其中很多内容直指天津。例如，要求天津在当年6月底前完成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7月底前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炭，9月底前对所有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物限值。
9月，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部委又会同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天津对钢铁、铸造、建材、焦化等重点行业实施错峰生产，钢铁产能限产50%。
严厉的环保督察使得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天津面临巨大的压力，生产在短期内出现了急剧的下滑。据天津市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年天津钢材产量437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50%，8～12月，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连续负增长，全年仅增长2.3%，较上年下滑6.1百分点。
“环保督察是天津经济下滑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政策因素。”王双说。
除此之外，主动挤水分、向统计数据虚高开刀，也被认为是天津近期经济增速急剧下滑的直接因素之一。
2017年1月11日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第三届人代会公布，该新区2016年的GDP从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2017年GDP预计为7000亿，降幅达1/3。所涉及的统计口径，主要是以往滨海新区GDP统计以企业注册地为标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在滨海注册的公司，其实际生产经营都在外地，GDP两地重复计算。
尽管，天津市统计局不久就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天津滨海新区GDP统计口径变化的说明》一文，认为这次调整对天津全市GDP数据没有影响，因为“滨海新区与其他区县交叉重复统计的部分，在计算全市GDP数据时已经剔除”，但不少学者仍认为，滨海新区调整GDP统计口径对天津GDP数据的影响不可忽视。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滨海新区对天津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在统计口径调整前，2016年滨海新区的GDP占到全市的55.9%。 “调整后，缩水了将近1/3，减少了3000多亿元的GDP，对整个天津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王双对《中国新闻新闻》说。同时，她还认为，限购政策对房地产行业造成的影响，也是近期天津经济失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发布了《进一步深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见》，在意见当中，对于非天津市当地户口购房人提出了两年的社保限制，对于本地人购买第二套房屋的首付比例也提高了60%。
据统计，到当年10月，天津新房成交量远低于前年同期，以往销量火爆的“十一黄金周”，天津新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成交总金额同环比降幅均达八成。
错失产业结构转型良机
尽管从短期看，严厉的环保政策、主动挤水分、限购政策等因素是导致天津经济失速的直接原因，但业界普遍认为，从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尤其是重化工产业产值在工业结构中占比过高，才是当前天津经济增长遭遇困境的原因所在。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天津经济基本保持了每年15%的增长速度，2013年、2014年尽管有所回落，仍然延续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快速增长背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
在刘刚看来，这些深层问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传统优势工业偏重、偏旧，冶金、石化等传统工业占比较大，对全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回落，甚至出现负拉动。
比如，2017年前11个月，天津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合计影响全市工业增加值速度回落3.1个百分点，而前年同期为拉动工业增长2.2个百分点。
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区位条件，在发展石油化工等重工业方面都是北方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这些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一直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重化工业不仅自身遇到了瓶颈，而且也成为天津转型的负担。
有评论称，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经过多年经由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没有提前部署，导致产业结构固化而非优化，最终尾大难掉。
刘刚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严格的环境督察影响，这些因素同时又是相互交融的，“对重化工业的长期依赖是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源，在重化工业发展前景预期暗淡的条件下，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产业发展方面的投资都会减少。”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天津曾有过多次转型良机，但都错失了。比如，在2005年前后，中國互联网行业正从以硬件生产为主的第一阶段，向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第二阶段转型。深圳、杭州这些现在发展领先的城市，都是在当年进行了转型。
“但天津却仍然到处修建工业园区，继续抱着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放，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显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刘刚说。
不过，刘刚认为，天津经济暂时失速并不可怕，一旦培育出新动能，经济会很快恢复活力。 “这就像一辆处于弯道的汽车，减速是必然的，但只要能顺利通过弯道，必然会提速”。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天津已有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发力。今年第一季度，天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9.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7.6%，医药制造业增长10.2%。另外，一些先进制造业产品产量也快速增长，比如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产量增长56.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38.8%，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9.1%。
刘刚相信，作为中国工业重镇，天津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然明显，同时与东三省不一样，天津工业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经过短期阵痛之后，会很快重新出发。他说，“关键是要尽快培育出新动能，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转型升级为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城市。”
在刘刚看来，天津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新动能，那就是智能科技产业。
最优政策组合有待落实
中国的智能经济起步于2005年左右，2010年进入快速发展期，短短六七年间，通过向其他产业渗透，不断催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逐渐改变着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业界认为，发展智能经济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转型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刘刚认为，天津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都比较好，经济未来转型的动力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在他看来，智能经济的研发转化基地就是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天津应该大胆地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就是推动天津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2017年7月，首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召开。天津在大会上发布了《天津宣言》，表示将致力于打造中国智港，从“海港城市”向“智港城市”转型。《宣言》称，未来天津将着力打造智能制造与能源、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智慧健康医疗、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聚集区、智慧金融等六大产业板块。
就在这次大会前，天津市还与中国工程院合作成立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天津市科委主任戴永康表示，该研究院的成立将使天津智能科技产业从战略研究、战略咨询到具体技术研究，都走在全国的最前面，“天津要举起中国智能的旗帜，占领这个高地”。
2018年1月，为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和智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天津市政府印发了《天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总体行动计划》（简称《总体行动计划》），对“大智能”产业做了系统的谋划和战略布局，力图建设“大智能”产业集聚区，培育“大智能”创新体系，构建全国一流的智能科技创新生态。 根据规划，到2020年，天津将培育50家智能制造重点示范企业，突破30至35项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建设15至20个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示范基地，形成5至10个智能制造产业集聚群，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到2025年要达到“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基本完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初步形成，智能制造人才队伍基本建立”的总体目标。
今年5月中旬，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再次在天津举行。在大会上，天津又发布了《天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若干政策》），提出拿出100亿元，对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等领域项目，给予不同程度补助;同时，设立1000亿元的产业基金，投向智能机器人、智能软硬件、智能汽车等新兴领域。
与《若干政策》同时发布的，还有后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不难看出，天津希望在项目扶持、资金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一批吸引力更强的政策，全力打造最优政策组合，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支撑。
刘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助力智能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加快平台企业的引进外，还要增强服务意识，要做“店小二”，抛弃官本位的思维方式，切实服务好企业。
“‘店小二’的核心思维是服务好客户，企业需要什么，我服务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企业才能享受什么服务。”他说，“提供服务的出发点是企业。”
在这方面，天津也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17年11月，天津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规定》，明确从八个方面进一步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這项被称为“津八条”的规定提出，天津将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111”工程，到2020年培养100名以上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国际化经营管理、具有一定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家，1000名以上经营业绩突出的知名企业家，1万名以上富有创新精神、具有一定行业或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家。
在刘刚看来，优化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和高效的创新智力体系。他认为，目前天津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许多政策只在规划文件上有，在行动计划上还没有体现出来。
“政府应尽快落实在人才政策上和企业政策上。”他说，“未来的经济是人的资源开发经济，只有人放开了，人的活力放开了，人参与到经济活动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