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人也有能力在人世间进入更佳道德境地。
　　今天，异地互害、易粪而食的消息已经远不如以前那么令人震惊。种稻子的不吃自己种的大米、种木耳的不吃自己种的木耳……像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媒体上（也许还可以添上假疫苗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人的震惊和愤怒已经被绝望和麻木所代替。
　　人们关心这样的事情大多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们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制度因素，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哪里有这么简单？改变制度，绝非一朝一夕。那么除了自求多福，哪里还有别的安身立命之道？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是不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呢？我想不是的。对人性的启蒙也许就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在从制度中找原因的同时，对人性的晦暗，如贪婪、嫉妒、自利、势利、虚伪、自欺、轻信，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认识。但这些特征是人类共通的，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表现得如此极端？如此沉沦，真不知伊于胡底。
　　这看上去是道德的堕落，其实是人性的崩塌，因为许多事情已经超越了“是人就不能去做”的底线。因此，重新认识人性，是重返人类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苏格兰启蒙哲人休谟在《人性论》里，把对人性的认识称为“人的科学”。他指出，人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學唯一可靠的基础。人需要先认识自己，然后才能认识自然哲学、宗教、社会或政治制度。
　　在人的科学里，人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就意味着，人有能力改变自己。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人也能在人世间进入更佳道德境地。然而，这也意味着，需要谨慎防备人性中某些因素可能带来的破坏（自私、野心、贪婪、虚荣），并设计合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
　　对人性保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怀疑，但不放弃对人类能力和未来的希望，这在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那里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他的名言是：“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793年法国革命期间，他写道：“人类最强烈的激情和最危险的弱点，野心、贪婪、对名声的正当或不正当热爱，全都调动起来，破坏对和平的期待和责任。”1823年大选前，他对选民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大众最关心的不过是收成的好坏和作物价格的贵贱。”
　　“人性”（human nature）与“人的本质”（the essence of man）是不同的。像麦迪逊这样的思想家并不以抽象或一般化地分析人的本质为己任，他们关注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了解的人的行为及动机，这是他们所说的人性。例如，人有野心、私心、贪婪心，人也有同情心、恻隐之心、羞耻感和荣誉感等等。
　　相比之下，对人的本质的确定则经常是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抽象或提炼，如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阶级动物等等。务实的人性思考者是从经验观察来谈人性的，当他们说人性包含野心时，他们并不是说野心是人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贪婪是可以遏制和自我遏制的。也就是说，人性所呈现的是偶然而非本质特征。换句话说，贪婪是人性的特征，但并非是人必贪。
　　偶然与本质的区分对我们认识人性与制度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好的制度可以帮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征，自私、贪婪、虚荣、名利心、野心等等，而坏的制度则会助长这些特征，导致个人行为或公共行为的腐败。制度对人性——而不是人类本质——有引导、调适和塑造的作用，原因也正在于此。
　　改变人性的某些特征，前提是承认它们的合理性，目的是尽量防止它们对社会共善形成危害。在人性上重返人类不是要造就超人类的圣徒，而是像一个正常社会应该的那样，至少给自己的行为画上一条“是人就不能去做”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