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知道了我在学校的办公室后，便时常来光顾。
　　来了准会给我带些吃的。不是半盘猪皮冻，就是几个菜饼子，或者烀好的地瓜、土豆，握在手里还冒着微微的热气。母亲愧疚地说：“我不当家了，只能拿这一点儿来。”好像她带不带东西来都是错的。
　　这时的母亲已经81岁了，跟姐姐住在一起。送她出门时，我一再叮嘱，以后不要送东西来了。姐姐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家里好多人要吃呢！母亲点着头，嗯，我知道。但是下次来，她就把上次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盘问完大人孩子的近况，又抖抖索索地打开包裹了几层的塑料袋，一份肉多菜少的包子扑进眼底。
　　其实，我心底一直存着疑问，几十年前的母亲怎么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她的爱在哪里藏猫猫？
　　我们家姊妹六个，在一路长大的岁月里，得到母亲的疼爱少之又少。母亲根本没有耐性对她的孩子温言软语地说话。我记得最清楚的关于吃的口头禅，母亲是这样说的：不爱吃拉倒，饿你们几顿，看你们还吃不吃？一股冷气扑打着幼小的心扉，哪里还能咂摸出母爱的味道。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劳动中经过，那个刻薄冷漠的监工就是母亲。甭说姐姐十七八岁就进了厂里上班，就说我吧，从五岁开始就围着蚕茧转，直到读了中学才逃出无边无际的茧海。小孩子皮肤细嫩，扒茧时禁不住碱水浸泡，没几日我的手指头开裂，一道道口子像小小的爬虫触目惊心。母亲不心疼，反倒把家规定得更苛刻：不完成当天的任务，晚上休想睡觉。
　　坐在昏黄的灯下扒茧，我们眼皮直打架，母亲则在灶间借着微弱的灯光洗衣服。我们手指下的动作渐渐机械麻木，巴不得突然停电，世界陷入一团永不复明的黑暗当中。
　　多年后，母亲双鬓染霜，腰身佝偻，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太太。某一日，我们坐在母亲家炕上，讲起旧事，调侃她：你一点儿不疼爱我们，幸亏我们个个命大，跌跌撞撞长大了。母亲瞪着眼睛，十分委屈：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一大帮孩子等着吃饭，光活下去就够熬人，还有心情给你们说好听的！又怨我们：我不爱你们，你们的衣服都是谁做的，谁洗的？你们长这么大，都是喝西北风的吗？
　　母亲口齿伶俐，豆子一般蹦出一个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我和姐姐都忍不住笑了。其实，我们何尝不懂，她那粗糙的爱完全是旧时岁月的产物，紧张的劳动，等着吃饭的嘴巴，长大、生病、活下去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已经塞满了生活的空隙，根本无法使她的爱细腻起来。
　　也不光是我母亲，那时的母亲哪个有工夫把孩子捧在手心呢？透过家家的窗户，听到的不过是对孩子粗声戾气的训斥。孩子在打骂的岁月中长大，变得理所当然。
　　步入老年后，母亲的生命呈节节后退趋势，整个人却换了副面孔。
　　我结婚时住进城里，工作单位还在农村。母亲就隔三岔五给我送吃的。那时我坐车总要经过母亲家门外，母亲掐准了时间，提前从菜园子里摘来新鲜的蔬菜，该洗的洗，该捆的捆，大包小包地装好。有时还会花半下午时间包上一帘饼子，手下的活计与时间赛跑，生怕落到了我下班时间的后面。我坐的车不固定，母亲没法知道我坐在哪辆车里，就只能对经过她身边的每辆车都行着殷切的注目礼。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家那道石砌的围墙，围墙外正对着的曲曲弯弯的长街，以及街边几棵为母亲遮阳的老柳，都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好最温馨的风景。
　　一次，我跟车上的同事说话，忘记向母亲常守候的地方看上一眼。回城以后，夜幕降临。姐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早回城了。她说你没有看到母亲吗？她一直等在街边，快三个小时了。
　　我后悔不迭，那一夜辗转难眠。眼前老是闪现着母亲寻找期盼的目光，那目光在路过的每一辆车上碰着钉子，又不断地执拗地伸出去，满怀希望地进行再次的试探。
　　有了三轮车后，母亲终于不甘心只守在家门口默默地等待，而是频繁地来学校。那一次她把一包干菜兴冲冲地放在我桌上，像个邀功的孩子眼睛闪烁着：这是我秋天里晒的，刚炸好，好吃着呢！那句“这是我秋天里晒的”，说得格外响亮。我自然懂了，这是她亲手做的，而不是顺手牵羊姐姐做的食物。看着我愉快地收下，母亲满脸的褶皱里都漾出幸福的光芒来。
　　我常常觉得我的心里住着两个母亲。一个母亲教会我劳动，粗枝大叶地看着我们成长；另一个母亲却关心我们的冷暖，将细密的爱织进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两个母亲就像接力赛，一个到站，另一个马上挺身而出，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向前冲，浑然不在意属于自己的生命天空已迫近山瘦水寒。
　　想想这世上母亲，也大抵都如此吧。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