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49年以来的惯例，10月1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以纪念他领导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创立民国、肇建共和”的历史功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审视这幅画像，不难发现，画像上的孙中山，面容沧桑乃至衰老，表情沉重乃至肃穆。这正是我们回望100年前的中国历史时心情的写照。
　　从1911年10月10日夜间武昌楚望台发出的一声枪响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年。回首历史，百年之距也未必从容。这并不难理解。壮阔的大潮涌向历史的堤岸，裹挟着滚滚泥沙，必定要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久的时间，才能容纳和清理这一切，最终抵达波澜不惊、尘埃落定的境地。
　　如何面对过去的100年，决定我们如何评价现在，如何规划将来。也许要经过更久时间的积淀，我们才能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胸怀，全面、坦诚地面对历史，给这百年来的历史以客观的研究，并怀着同情与理解，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作为做出公正的解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得出一些基本的共识。
　　当鸦片战争的失利刺激中国向西方学习时，帝国的能臣们力图通过洋务运动，来应对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当这种努力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死刑之后，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的改良主义。1898年的变法运动虽然被政变所终止，但政治改良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潮流，这推动清廷在1905年决心实行君主立宪。当1911年的枪声迫使改良者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改良不是革命的起因，革命却往往是改良失败的产物。
　　温和而没有流血的政治改良——如后世的“天鹅绒革命”是一个国家莫大的福气，可惜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好运气。革命和改良常常是一场赛跑，这是我们从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获得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懈怠、僵持和怯懦是改良者的丧钟。当改良者不能及时有效地调和国内利益的冲突，旧制度导致的经济困难往往是大革命的导火索。
　　改良要趁早，并且方向要正确。改良的目标是分散权力，并且让权力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年前后关于君主制与共和制的纷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将权力的来源，从不可测的“君权天授”，变成转向可以统计和衡量的民意。帝制之所以被1911年的革命推翻，根本在于统治者在立宪改良中表现出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不在帝制本身。权力绝非天授，掌权者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并对人民负责，政府乃“民有、民治、民享”，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工具，而非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工具——这一民主政治的精神，乃是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百年来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
　　纪念100年前的革命，如同沉舟侧畔看千帆经过，令今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顾100年来的革命与改良、战争与和平、毁坏与建设，事关几亿人的生死，文明的绝续和一个民族的存亡，变化之剧烈，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这100年间的变化，不乏充满变量的机缘巧合，如1911年楚望台之枪声、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手段、1936年张学良之捉放蒋、1937年卢沟桥之事变以及1945年美国对日本发动原子弹攻击、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捉拿“四人帮”……这些事变无不充满戏剧性，每每使事态急转直下，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但在这些突变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大势所趋。如孙中山所说的“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也正是历史学者唐德刚形容为中华民族“历史三峡”的民主政治潮流，虽然在百年间历经坎坷反复，但人心所向，至今未变。正是这股世界潮流，100年来驱动着大人物的手段和小人物的命运，由此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面貌。因此，民主政治是辛亥革命的初衷，也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100年来的中国历史，无法、也不能忘记革命的初衷和遗产。
　　民主政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辛亥革命只是走出了第一步。用唐德刚的话说，穿过“历史的三峡”，中国将抵达潮平岸阔的宽广之地，但在此之前，尚有一段艰难的行程——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