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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锋，山西人，来京5年，年收入20万以上；周逸，湖北人，来京8年，年收入10万左右；乔鹏飞，河南人，来京2个月，预计年收入1万左右。
这是近2000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中最为普通的三个，他们中有人有北京户口，有人没有，有人打算扎根，有人准备离开，有人还在为租房买房愁苦。他们怎样在北京“活着”？
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北京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北京，又以怎样的方式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处。
唐锋：我难以离开北京
山西人唐锋的运气很不好。2010年底他兴致勃勃地考了驾照，打算买一辆自己的小车，正巧就赶上了北京市新出台的限购令，买房他也有过盘算，还没认真开始计划，房子的限购令又出来了。
唐锋在北京一个证券公司工作，年收入二三十万，足以让他自己过得舒坦，车子和房子，他自己也能赚到。可唐锋来京工作不满五年，没有足够年限的纳税和社保证明。他研究了政策，发现公司又没法儿开“职称证明”，自己办《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也很困难。于是，买车这件事儿，他只好暂时搁下。
“这不公平。”唐锋的心里还是不太舒服，“车和房是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有能力，为什么不能买？”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和上海一样，让人们用“能力”说话，有能力就让买，没能力，就当奢侈品先看看，而不是凭户籍。
唐锋是个“北漂”和“奋斗”的典型样本。他的家乡是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个“和所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中国小县城一样的县城”，通火车，到北京要16个小时，没有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基本城市配置。父母都是踏踏实实的农民，想法朴实，只是希望儿子不要继续种地。2007年从太原的大学毕业后，唐锋决定来北京找工作。“这个想法是大三开始有的，那时候我想考研考到北京，可是没考上，就来找工作了。”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唐锋认为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能给他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好的发展。他学法律出身，到了北京却发现，没通过司法考试，自己根本没办法靠专业吃饭。在这座城市中生存下来，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怎样，也顾不上兴趣点，只要是工作，他都做。2007年，唐锋在人民大学西门外住160块钱的地下室床位，每天除了吃饭，不花别的钱；他干过800块钱一份的工作，后来他搬到租金300块一个月的天通苑，逐渐开始从事1000块、2000块一个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擅长，最后，来到了现在所在的证券公司。
这是生存。唐锋没有杂念，埋头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而至于北京市的城市、人口政策，他压根儿就没空关注。“暂住证”等证件，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了2008年，唐锋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外地人”。奥运会前夕，北京人口控制和管理非常严格，唐锋以及公司所有的非京籍户口同事，都被要求统一办理“暂住证”。
他头一次有点儿被“歧视”的不适：“我本身是有身份证的，而且我已经工作好些年了，为什么本地人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我还要什么其他证件？”
这件事情之后，唐锋意识到，是时候开始关注一些“政策”方面的消息了。今年，政策再次影响了他的生活。
除了自己，唐锋改变不了什么。暂时买不了车了，他就再等等，暂时买不了房，他也就先放放。努力工作，回头再说。对于唐锋来说，北京还算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这里的环境让他迅速成长，眼界开阔，这里有他已有的成果和未来的目标。他也不太“思乡”，过年了就和人拼车回家，或者接父母来北京，尽管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北京人”。
唐锋周围也有朋友选择离开，“那是因为他女朋友在山西”。可如果是自己，女朋友在外地的话，会选择离开北京吗？唐锋想了想，回答道：不会。
周逸：租房是一段“血泪史”
周逸一度认为自己是全北京最倒霉的房客。现在租住的房子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房租一直在涨，她又开始犯愁了。
周逸有北京户口，除此之外，她和“北漂”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房子，也没有北京人的社会关系。所幸在北京一念完大学，她便被一家国有银行录取。虽然事业前景不错，但作为一个新入行的小职员，每月也只到手1600多块钱。她要从这点微薄的收入中，挤出房租。
本着省钱的原则，第一次租房，她没有找中介。2007年10月，在网上，她找到东五环外的一处房子，房租八百，租期一年，合租人是一个女孩和她的男友。负担不重，周逸还算满意，但女孩的男朋友却很不讲究，常穿一条内裤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令周逸十分尴尬。一年未到，房东突然要求将房租涨到1000块。周逸承受不起，只好搬家。
房东限时搬家，周逸没有宽裕的时间找合适的房子。这时管庄附近一个女孩愿意将自己租的两间小屋转租一间给周逸，650元一个月，只是房间里没有桌椅床铺，须自行添置。走投无路的周逸立刻答应租了下来。“我和那女孩儿一聊，觉得她人还行，那房间也还不错，我挺满意，所以到家具市场上买了床和床垫等一应物品，准备长住了。”
吃一堑长一智，周逸知道了签合同的重要。她不但跟二房东签了合同，还要求跟房主签。二房东满口答应。周逸心情舒畅，周日便约了几个朋友去北海划船，谁知没到中午，便接到二房东的电话。“她去跟房主谈签合同的事，谁知房主坐地起价，月租要涨好几百。如果不交房租，当晚立刻滚蛋。”周逸船也不划了，带着朋友立刻回到这个住了不到一星期的新家，收拾东西，再次搬家。
“这回我搬得更狼狈了，新买的家具都没怎么用，只好折价卖掉，400块钱买的床，80就卖了。我再也不敢自己租了，这回我要找中介。”周逸当天就通过一家小中介，找到一套用板材隔出来的“两居”。虽然要冒着与未知人合租的风险，周逸还是租定了向阳的一间。当时中介信誓旦旦，表示一定会再找几个女孩住进来，不会租给男房客。
那天，周逸看房、签合同、租房、搬家。将行李打包后，已经快到半夜了。管庄晚上出租车不多，一个已经下班的女司机见她冒着雨，大包小包地站在路边，便一趟一趟帮她搬家，等搬到新居，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几个朋友就在混乱的房间里将就了一晚，第二天再奔赴各处上班。
“那天都急哭了，觉得自己太命苦了。怎么倒霉事儿都让我遇见了呢？”倒霉的事儿还没完，中介并没有按承诺的那样安排女孩住进来，而是在一周之后，安排来一个男房客。
周逸大为不满，但中介置之不理。她只能同那男房客共用厨房、卫生间和浴室，每晚都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
一个月后，精神紧张的周逸要求退租。但中介说她违约，不退押金。几番交涉，中介答应如果周逸找一个人来替她完成租约，中介可以为她提供一个新住所。
这次，周逸一边找房子，一边觅房客。她在管庄西里找到一处三居，两个房间已经住了女孩，虽然房子破旧了点，但设施齐全。就在她搬进去的前一天，原房子的房客也找到了。周逸觉得自己可能开始转运了。
但“好运气”并不长久。很快，周逸发现，同住的女孩总是将客厅摆满了鞋，任谁都不能随意出入。周逸的油盐酱醋也被人用了个干净，从来没人打声招呼。
“但想起前几次经历，也就觉得这不算糟糕了，就这么将就着吧，总比流落街头好。直到我被调到东单附近工作，才再次搬家。”
2009年初，周逸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南三环租了个三居，总算安安稳稳住了两年。
2010底，周逸准备结婚。她和男朋友积蓄不多，两家人搜刮干净，勉强可以给出首付。虽然贷款的负担很重，但周逸下定了决心：“打死我也要在北京买房。我的租房史太血泪了，太没安全感了，不知明天又要搬到哪儿去。有了房，才有家。”
乔鹏飞：北京关我什么事儿
18岁的乔鹏飞来北京才两个月，但他已经决定要回家了。
乔鹏飞在西单的一栋电信大楼里当保安，工作日24小时每两小时倒一次班，周末则是八小时倒一次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保安这个工作24小时都得看着，而且，休息一天，少赚一天的钱。”这样干一个月，乔鹏飞大概能赚到1600块钱，从中还要扣除300元伙食费。
他的家在河南许昌附近，父母都是工厂的职工。乔鹏飞高中没有毕业，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每天上网、看电影、吃饭、睡觉，自己也觉得十分没意思。他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没出过远门，连火车都没坐过，又想起北京还有个舅舅在当保安队长，便索性一拍脑袋：去北京吧。
乔鹏飞是家里的独子，父亲送他到郑州坐火车，告诉他：把100块钱揣在兜里，什么时候混不下去了，买张车票，就回家来。
第一次出远门，乔鹏飞很紧张。刚出北京西站，他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我不会出站，跟着人群找了20几分钟也没有找到出站口，一路上有十几个人问我‘先生住宿吗’，我回答了十几次‘不要’，烦死了。”好不容易有朋友将他接出车站，他又吓了一大跳：“怎么那么多人啊，在火车站坐着的、躺着的、睡着的。”他暗想，自己不会以后也跟他们一样吧。
舅舅介绍他当了保安。对乔鹏飞而言，这是一份“很无聊”的工作。他喜欢说话、聊天，在家的时候，一天不说话他就难受，得上街找人玩。可当保安，总是一个人值班，他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这算是锻炼我了，现在我8个小时自己呆着都没问题了！”
两个月来，乔鹏飞的生活只分两种状态：值班、睡觉。他很想在北京逛逛，可一没时间，二不认路。在西单呆了两个月，他还没去过天安门。“他们（同事们）跟我说天安门太远了，我去不了，地铁我不会坐。不过，我去过一次动物园，去看大熊猫。”这是乔鹏飞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他还去逛过西单商场、大悦城，只逛不买。
过年的时候，乔鹏飞没有回家，他在值班。春晚演到他最喜欢的赵本山小品时，队长一声令下：“上楼值班！”他请队长再等两分钟，小品就快演完了，队长不答应。“我问队长，你不想看啊，队长说想啊，但是还得先去值班啊，我想，好嘛，你自己想看还不让我们多看会儿。”
他们到楼顶值班，看到满城绽放的焰火，乔鹏飞又高兴起来了：“焰火真的很漂亮。”
乔鹏飞喜欢北京人，喜欢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和腔调。在车库值班的时候，有女士开车经过身边，会对他说一声“再见”，有人问路，也会对他说句“谢谢”。这种时候，他心里特别舒坦：“对一个保安也会说‘谢谢’、‘再见’，我喜欢北京的人。”
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北京混够了。在家的时候，他觉得无聊，可在北京，他觉得无助。乔鹏飞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小我就看着电视上的北京，那么漂亮，可来到这里以后我每天只是在一个楼里上班、睡觉，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根本就不是在北京！”他想了想，抬高了声音：“说白了，北京，北京关我什么事儿？”
北京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歌舞飞扬都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决定离开了。
乔鹏飞觉得，这次离开，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因此，他决定，走之前一定要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不然，简直都不算来过北京。
这是近2000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中最为普通的三个，他们中有人有北京户口，有人没有，有人打算扎根，有人准备离开，有人还在为租房买房愁苦。他们怎样在北京“活着”？
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北京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北京，又以怎样的方式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处。
唐锋：我难以离开北京
山西人唐锋的运气很不好。2010年底他兴致勃勃地考了驾照，打算买一辆自己的小车，正巧就赶上了北京市新出台的限购令，买房他也有过盘算，还没认真开始计划，房子的限购令又出来了。
唐锋在北京一个证券公司工作，年收入二三十万，足以让他自己过得舒坦，车子和房子，他自己也能赚到。可唐锋来京工作不满五年，没有足够年限的纳税和社保证明。他研究了政策，发现公司又没法儿开“职称证明”，自己办《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也很困难。于是，买车这件事儿，他只好暂时搁下。
“这不公平。”唐锋的心里还是不太舒服，“车和房是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有能力，为什么不能买？”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和上海一样，让人们用“能力”说话，有能力就让买，没能力，就当奢侈品先看看，而不是凭户籍。
唐锋是个“北漂”和“奋斗”的典型样本。他的家乡是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个“和所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中国小县城一样的县城”，通火车，到北京要16个小时，没有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基本城市配置。父母都是踏踏实实的农民，想法朴实，只是希望儿子不要继续种地。2007年从太原的大学毕业后，唐锋决定来北京找工作。“这个想法是大三开始有的，那时候我想考研考到北京，可是没考上，就来找工作了。”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唐锋认为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能给他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好的发展。他学法律出身，到了北京却发现，没通过司法考试，自己根本没办法靠专业吃饭。在这座城市中生存下来，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怎样，也顾不上兴趣点，只要是工作，他都做。2007年，唐锋在人民大学西门外住160块钱的地下室床位，每天除了吃饭，不花别的钱；他干过800块钱一份的工作，后来他搬到租金300块一个月的天通苑，逐渐开始从事1000块、2000块一个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擅长，最后，来到了现在所在的证券公司。
这是生存。唐锋没有杂念，埋头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而至于北京市的城市、人口政策，他压根儿就没空关注。“暂住证”等证件，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了2008年，唐锋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外地人”。奥运会前夕，北京人口控制和管理非常严格，唐锋以及公司所有的非京籍户口同事，都被要求统一办理“暂住证”。
他头一次有点儿被“歧视”的不适：“我本身是有身份证的，而且我已经工作好些年了，为什么本地人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我还要什么其他证件？”
这件事情之后，唐锋意识到，是时候开始关注一些“政策”方面的消息了。今年，政策再次影响了他的生活。
除了自己，唐锋改变不了什么。暂时买不了车了，他就再等等，暂时买不了房，他也就先放放。努力工作，回头再说。对于唐锋来说，北京还算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这里的环境让他迅速成长，眼界开阔，这里有他已有的成果和未来的目标。他也不太“思乡”，过年了就和人拼车回家，或者接父母来北京，尽管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北京人”。
唐锋周围也有朋友选择离开，“那是因为他女朋友在山西”。可如果是自己，女朋友在外地的话，会选择离开北京吗？唐锋想了想，回答道：不会。
周逸：租房是一段“血泪史”
周逸一度认为自己是全北京最倒霉的房客。现在租住的房子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房租一直在涨，她又开始犯愁了。
周逸有北京户口，除此之外，她和“北漂”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房子，也没有北京人的社会关系。所幸在北京一念完大学，她便被一家国有银行录取。虽然事业前景不错，但作为一个新入行的小职员，每月也只到手1600多块钱。她要从这点微薄的收入中，挤出房租。
本着省钱的原则，第一次租房，她没有找中介。2007年10月，在网上，她找到东五环外的一处房子，房租八百，租期一年，合租人是一个女孩和她的男友。负担不重，周逸还算满意，但女孩的男朋友却很不讲究，常穿一条内裤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令周逸十分尴尬。一年未到，房东突然要求将房租涨到1000块。周逸承受不起，只好搬家。
房东限时搬家，周逸没有宽裕的时间找合适的房子。这时管庄附近一个女孩愿意将自己租的两间小屋转租一间给周逸，650元一个月，只是房间里没有桌椅床铺，须自行添置。走投无路的周逸立刻答应租了下来。“我和那女孩儿一聊，觉得她人还行，那房间也还不错，我挺满意，所以到家具市场上买了床和床垫等一应物品，准备长住了。”
吃一堑长一智，周逸知道了签合同的重要。她不但跟二房东签了合同，还要求跟房主签。二房东满口答应。周逸心情舒畅，周日便约了几个朋友去北海划船，谁知没到中午，便接到二房东的电话。“她去跟房主谈签合同的事，谁知房主坐地起价，月租要涨好几百。如果不交房租，当晚立刻滚蛋。”周逸船也不划了，带着朋友立刻回到这个住了不到一星期的新家，收拾东西，再次搬家。
“这回我搬得更狼狈了，新买的家具都没怎么用，只好折价卖掉，400块钱买的床，80就卖了。我再也不敢自己租了，这回我要找中介。”周逸当天就通过一家小中介，找到一套用板材隔出来的“两居”。虽然要冒着与未知人合租的风险，周逸还是租定了向阳的一间。当时中介信誓旦旦，表示一定会再找几个女孩住进来，不会租给男房客。
那天，周逸看房、签合同、租房、搬家。将行李打包后，已经快到半夜了。管庄晚上出租车不多，一个已经下班的女司机见她冒着雨，大包小包地站在路边，便一趟一趟帮她搬家，等搬到新居，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几个朋友就在混乱的房间里将就了一晚，第二天再奔赴各处上班。
“那天都急哭了，觉得自己太命苦了。怎么倒霉事儿都让我遇见了呢？”倒霉的事儿还没完，中介并没有按承诺的那样安排女孩住进来，而是在一周之后，安排来一个男房客。
周逸大为不满，但中介置之不理。她只能同那男房客共用厨房、卫生间和浴室，每晚都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
一个月后，精神紧张的周逸要求退租。但中介说她违约，不退押金。几番交涉，中介答应如果周逸找一个人来替她完成租约，中介可以为她提供一个新住所。
这次，周逸一边找房子，一边觅房客。她在管庄西里找到一处三居，两个房间已经住了女孩，虽然房子破旧了点，但设施齐全。就在她搬进去的前一天，原房子的房客也找到了。周逸觉得自己可能开始转运了。
但“好运气”并不长久。很快，周逸发现，同住的女孩总是将客厅摆满了鞋，任谁都不能随意出入。周逸的油盐酱醋也被人用了个干净，从来没人打声招呼。
“但想起前几次经历，也就觉得这不算糟糕了，就这么将就着吧，总比流落街头好。直到我被调到东单附近工作，才再次搬家。”
2009年初，周逸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南三环租了个三居，总算安安稳稳住了两年。
2010底，周逸准备结婚。她和男朋友积蓄不多，两家人搜刮干净，勉强可以给出首付。虽然贷款的负担很重，但周逸下定了决心：“打死我也要在北京买房。我的租房史太血泪了，太没安全感了，不知明天又要搬到哪儿去。有了房，才有家。”
乔鹏飞：北京关我什么事儿
18岁的乔鹏飞来北京才两个月，但他已经决定要回家了。
乔鹏飞在西单的一栋电信大楼里当保安，工作日24小时每两小时倒一次班，周末则是八小时倒一次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保安这个工作24小时都得看着，而且，休息一天，少赚一天的钱。”这样干一个月，乔鹏飞大概能赚到1600块钱，从中还要扣除300元伙食费。
他的家在河南许昌附近，父母都是工厂的职工。乔鹏飞高中没有毕业，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每天上网、看电影、吃饭、睡觉，自己也觉得十分没意思。他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没出过远门，连火车都没坐过，又想起北京还有个舅舅在当保安队长，便索性一拍脑袋：去北京吧。
乔鹏飞是家里的独子，父亲送他到郑州坐火车，告诉他：把100块钱揣在兜里，什么时候混不下去了，买张车票，就回家来。
第一次出远门，乔鹏飞很紧张。刚出北京西站，他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我不会出站，跟着人群找了20几分钟也没有找到出站口，一路上有十几个人问我‘先生住宿吗’，我回答了十几次‘不要’，烦死了。”好不容易有朋友将他接出车站，他又吓了一大跳：“怎么那么多人啊，在火车站坐着的、躺着的、睡着的。”他暗想，自己不会以后也跟他们一样吧。
舅舅介绍他当了保安。对乔鹏飞而言，这是一份“很无聊”的工作。他喜欢说话、聊天，在家的时候，一天不说话他就难受，得上街找人玩。可当保安，总是一个人值班，他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这算是锻炼我了，现在我8个小时自己呆着都没问题了！”
两个月来，乔鹏飞的生活只分两种状态：值班、睡觉。他很想在北京逛逛，可一没时间，二不认路。在西单呆了两个月，他还没去过天安门。“他们（同事们）跟我说天安门太远了，我去不了，地铁我不会坐。不过，我去过一次动物园，去看大熊猫。”这是乔鹏飞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他还去逛过西单商场、大悦城，只逛不买。
过年的时候，乔鹏飞没有回家，他在值班。春晚演到他最喜欢的赵本山小品时，队长一声令下：“上楼值班！”他请队长再等两分钟，小品就快演完了，队长不答应。“我问队长，你不想看啊，队长说想啊，但是还得先去值班啊，我想，好嘛，你自己想看还不让我们多看会儿。”
他们到楼顶值班，看到满城绽放的焰火，乔鹏飞又高兴起来了：“焰火真的很漂亮。”
乔鹏飞喜欢北京人，喜欢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和腔调。在车库值班的时候，有女士开车经过身边，会对他说一声“再见”，有人问路，也会对他说句“谢谢”。这种时候，他心里特别舒坦：“对一个保安也会说‘谢谢’、‘再见’，我喜欢北京的人。”
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北京混够了。在家的时候，他觉得无聊，可在北京，他觉得无助。乔鹏飞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小我就看着电视上的北京，那么漂亮，可来到这里以后我每天只是在一个楼里上班、睡觉，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根本就不是在北京！”他想了想，抬高了声音：“说白了，北京，北京关我什么事儿？”
北京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歌舞飞扬都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决定离开了。
乔鹏飞觉得，这次离开，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因此，他决定，走之前一定要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不然，简直都不算来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