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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座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城市，不是第一天就如此人潮汹涌、疲惫不堪。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设想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本该接近自然而舒适惬意。然而，城市职能、城建规划、人口增长等多个因素多少年以来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圆环套圆环”的超级大城。
人口爆增的开始
北京城成为人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的年头并不短。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浓墨重彩地铺陈了这座让他惊叹的都市（元大都）——壮观的城池、热闹的集市、完善的驿道、来来往往的各族男女和无数的绫罗锦缎奇珍异宝。尽管一直有人怀疑这位意大利人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也有人说他对大都的描述信口开河，带有西方人那种异想天开的荒诞色彩，事实却是，元代至正年间，北京城的人口达到了83.4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京城正是从元代开始，成为了此后近700年来全国政治、文化、商业的中心。而自1450年到1800年，北京的城市规模一直都是“世界之最”。
据学者统计，明代朱棣营造北京，由政府统一迁入城中的人就超过了68000户。这样带有强制性的迁移使北京城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急速膨胀。明清易代后，新王朝同样带来了许多人，入关的八旗兵丁有40万留在了北京。连他们在内，清朝定都北京之初，从东北方迁移至此的人在90万以上。
从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算起，729年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北京的人口首次突破100万。民国初年，北京市人口约有110万，在此之后，只用了36年，到1948年，北京城市居民就超过了200万。
这样爆发式的增长来源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聚集。“城市化”，让北京的商业、服务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36年，北京（当时为北平）的官私营企业有6895家，到了1948年，数字变成了13826家。而与此同时，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衰败和破产让更多人涌向“繁荣”的大城市。人们流亡、求生计、寻职位，1948年，有83178人在北京官私企业内谋生。
整个民国时期，北京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2‰。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改旧城VS建新城
到底如何重新规划这个现存最为伟大的古代都市？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几乎决定了此后几十年北京的命运。
1949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担任委员。当时，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1949年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前来帮助建设北京的苏联专家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因为有大量的工人阶级队伍，政权的稳固性才能得到保证。中共北京市委在1953年表态：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快，这一点成为决策者的共识——“工业化”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北京市的首要职能。
1949年，聂荣臻主持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将行政中心建在北京旧城，充分利用旧城已有的设施，国家经济紧张，没有财力大兴土木建造新城，而且，北京城原有的格局有着强烈的轴线感，应该沿着轴线发展。参加会议的梁思成、陈占祥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在西郊建设新城作为行政中心，让北京成为一个“多中心”城市。会议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执。
争论过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觉得有必要尽快拿出一份详尽的规划，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50年，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他们认为，在旧城内建设新城，会增加城内人口的密度和交通的复杂性，已有的如王府井、东单的繁华商业区会更加发达，而整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会更高。住宅区和工作区的远离，中心的单一和聚集，必然会形成早晚往返人流高峰。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交通、运输、停车都会是大问题。而所需要面对的旧城拆、迁成本，不仅不“经济”，而且很“耗费”。
至于对旧城的保护和使用，梁思成后来设计环城立体公园时写道：“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反复争论的结果仍是苏联专家获胜。北京市的规划确定为，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在195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北京被定位为一个以旧城为行政中心的500万人口的生产型城市。在1957年和1958年，这个方案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全市人口规模最终扩大为1000万人，并计划在郊区发展工业。北京按照这个方案开始改造，旧城的拆迁改建，直到今天也还未停止。而当时，作为工业城市，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沈阳。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爆发。为了满足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城市的辖区扩大了22.7倍，因此增加了282.6万人，而从外地选调支援北京建设的人，十年间达到了137.3万。与此同时，伴随着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婴儿潮，北京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
1954年，北京人口突破300万。这一回，100万的人口增长，只花了6年。
疏散之难
1963年，全国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婴儿潮。直至1973年的10年间，全国一共出生了2.6亿人。到了1964年，北京市人口突破了700万。比起1954年，10年间，北京多出了400万人。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过8亿。人口问题“忽然”以严峻的形势出现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推行后，1976年北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3‰，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而1971年到1978年，从外地迁入北京的人口仅为38万。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决策者对北京的职能规划发生了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关于首都建设的四项指示”，其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要加紧建设住宅区和生活服务设施；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方案的批复中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则写道，第三产业应该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点。
提高环境质量、保护历史风貌，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北京的城市职能重心似乎又回到1949年都市计划委员会设定的道路上。然而，这时的北京，已经不是那时的模样——1984年人口达到了945万，是1949年的4.7倍（1949年为203万），远高于同期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中心单一，城区面积只有全市总面积的8.15%，却承载了过多政治、经济、就业功能，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太大。
中心城区日渐不堪重负。1993年，城市规划的总体任务就是向新区和卫星城大量疏散人口。此后几年，三环外的人口大量增加，疏散颇见成效，“中心区”的范围扩大了。可新问题不断滋生，周围的新区和卫星城则几乎只拥有住宅功能。上班、购物，一切还得“进城”。每天早晚，人们如钟摆一般往返于中心区和居住区，又逐渐形成了北京市颇为知名的“早晚高峰”以及交通拥堵。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北京市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到了1999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0.9‰，远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人口数量增长的放缓。即使在城市职能中剥去了“经济中心”，作为首都，北京仍然是经济建设的重点。改革开放后，北京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大都市，吸引了无数人的到来。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全国经济发展的高潮中，总共有110多万人迁入北京。
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1990年，北京市人口突破1000万，而在1982年提出的规划方案中，这个数字至少要在2002年才达到。2005年，北京人口突破1500万，而在1993年的规划中，2040年的数字才只有1400万。
“疏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成为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关键词。然而，疏散的难度，显然超出了规划者的预料。
2005年的城市规划书中，北京被定义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计划以长安街延长线和传统中轴线及延长线为轴线，顺义、通州等区县作为“东部发展带”，昌平、大兴等地为“西部生态带”，进行“多中心”的发展。这个规划显然依旧是想将城中人口向四周疏散，从而缓解单一中心的压力。
在这一年的规划中，2020年北京市的人口应该是1800万。实际上，这个数字在2009年就被突破了。伴随着城市扩大和人口增长的，是交通、住房、教育、资源、就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矛盾。
不断有人在网上撰文表示对过去的怀念。“过去”的北京天更蓝，云更白，尾气少，房价低，春天不刮沙尘暴，建国门地铁站也还不这么挤。而如今的北京，甚至被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人潮汹涌的北京城到底会走向何方，似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编辑 毛若苓（资料来源：王军《城记》、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前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
人口爆增的开始
北京城成为人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的年头并不短。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浓墨重彩地铺陈了这座让他惊叹的都市（元大都）——壮观的城池、热闹的集市、完善的驿道、来来往往的各族男女和无数的绫罗锦缎奇珍异宝。尽管一直有人怀疑这位意大利人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也有人说他对大都的描述信口开河，带有西方人那种异想天开的荒诞色彩，事实却是，元代至正年间，北京城的人口达到了83.4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京城正是从元代开始，成为了此后近700年来全国政治、文化、商业的中心。而自1450年到1800年，北京的城市规模一直都是“世界之最”。
据学者统计，明代朱棣营造北京，由政府统一迁入城中的人就超过了68000户。这样带有强制性的迁移使北京城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急速膨胀。明清易代后，新王朝同样带来了许多人，入关的八旗兵丁有40万留在了北京。连他们在内，清朝定都北京之初，从东北方迁移至此的人在90万以上。
从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算起，729年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北京的人口首次突破100万。民国初年，北京市人口约有110万，在此之后，只用了36年，到1948年，北京城市居民就超过了200万。
这样爆发式的增长来源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聚集。“城市化”，让北京的商业、服务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36年，北京（当时为北平）的官私营企业有6895家，到了1948年，数字变成了13826家。而与此同时，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衰败和破产让更多人涌向“繁荣”的大城市。人们流亡、求生计、寻职位，1948年，有83178人在北京官私企业内谋生。
整个民国时期，北京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2‰。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改旧城VS建新城
到底如何重新规划这个现存最为伟大的古代都市？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几乎决定了此后几十年北京的命运。
1949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担任委员。当时，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1949年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前来帮助建设北京的苏联专家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因为有大量的工人阶级队伍，政权的稳固性才能得到保证。中共北京市委在1953年表态：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快，这一点成为决策者的共识——“工业化”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北京市的首要职能。
1949年，聂荣臻主持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将行政中心建在北京旧城，充分利用旧城已有的设施，国家经济紧张，没有财力大兴土木建造新城，而且，北京城原有的格局有着强烈的轴线感，应该沿着轴线发展。参加会议的梁思成、陈占祥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在西郊建设新城作为行政中心，让北京成为一个“多中心”城市。会议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执。
争论过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觉得有必要尽快拿出一份详尽的规划，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50年，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他们认为，在旧城内建设新城，会增加城内人口的密度和交通的复杂性，已有的如王府井、东单的繁华商业区会更加发达，而整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会更高。住宅区和工作区的远离，中心的单一和聚集，必然会形成早晚往返人流高峰。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交通、运输、停车都会是大问题。而所需要面对的旧城拆、迁成本，不仅不“经济”，而且很“耗费”。
至于对旧城的保护和使用，梁思成后来设计环城立体公园时写道：“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反复争论的结果仍是苏联专家获胜。北京市的规划确定为，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在195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北京被定位为一个以旧城为行政中心的500万人口的生产型城市。在1957年和1958年，这个方案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全市人口规模最终扩大为1000万人，并计划在郊区发展工业。北京按照这个方案开始改造，旧城的拆迁改建，直到今天也还未停止。而当时，作为工业城市，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沈阳。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爆发。为了满足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城市的辖区扩大了22.7倍，因此增加了282.6万人，而从外地选调支援北京建设的人，十年间达到了137.3万。与此同时，伴随着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婴儿潮，北京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
1954年，北京人口突破300万。这一回，100万的人口增长，只花了6年。
疏散之难
1963年，全国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婴儿潮。直至1973年的10年间，全国一共出生了2.6亿人。到了1964年，北京市人口突破了700万。比起1954年，10年间，北京多出了400万人。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过8亿。人口问题“忽然”以严峻的形势出现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推行后，1976年北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3‰，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而1971年到1978年，从外地迁入北京的人口仅为38万。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决策者对北京的职能规划发生了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关于首都建设的四项指示”，其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要加紧建设住宅区和生活服务设施；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方案的批复中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则写道，第三产业应该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点。
提高环境质量、保护历史风貌，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北京的城市职能重心似乎又回到1949年都市计划委员会设定的道路上。然而，这时的北京，已经不是那时的模样——1984年人口达到了945万，是1949年的4.7倍（1949年为203万），远高于同期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中心单一，城区面积只有全市总面积的8.15%，却承载了过多政治、经济、就业功能，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太大。
中心城区日渐不堪重负。1993年，城市规划的总体任务就是向新区和卫星城大量疏散人口。此后几年，三环外的人口大量增加，疏散颇见成效，“中心区”的范围扩大了。可新问题不断滋生，周围的新区和卫星城则几乎只拥有住宅功能。上班、购物，一切还得“进城”。每天早晚，人们如钟摆一般往返于中心区和居住区，又逐渐形成了北京市颇为知名的“早晚高峰”以及交通拥堵。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北京市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到了1999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0.9‰，远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人口数量增长的放缓。即使在城市职能中剥去了“经济中心”，作为首都，北京仍然是经济建设的重点。改革开放后，北京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大都市，吸引了无数人的到来。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全国经济发展的高潮中，总共有110多万人迁入北京。
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1990年，北京市人口突破1000万，而在1982年提出的规划方案中，这个数字至少要在2002年才达到。2005年，北京人口突破1500万，而在1993年的规划中，2040年的数字才只有1400万。
“疏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成为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关键词。然而，疏散的难度，显然超出了规划者的预料。
2005年的城市规划书中，北京被定义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计划以长安街延长线和传统中轴线及延长线为轴线，顺义、通州等区县作为“东部发展带”，昌平、大兴等地为“西部生态带”，进行“多中心”的发展。这个规划显然依旧是想将城中人口向四周疏散，从而缓解单一中心的压力。
在这一年的规划中，2020年北京市的人口应该是1800万。实际上，这个数字在2009年就被突破了。伴随着城市扩大和人口增长的，是交通、住房、教育、资源、就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矛盾。
不断有人在网上撰文表示对过去的怀念。“过去”的北京天更蓝，云更白，尾气少，房价低，春天不刮沙尘暴，建国门地铁站也还不这么挤。而如今的北京，甚至被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人潮汹涌的北京城到底会走向何方，似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编辑 毛若苓（资料来源：王军《城记》、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前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