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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我会一面走，一面向你讲述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们有生之年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在过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变迁背后，是城市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北京居大不易，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已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常住人口有多少？保守估计应该已突破2000万了吧。2009年底的数据为1972万人，而上海2010年末的数据约为2300万人，以这两个数据为参照，北京人口突破2000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所确定的目标，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应控制在1800万人，这个目标已提前10多年突破。
适量青壮年劳力的涌入对北京大有好处，但人口膨胀却又反过来带来负累，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北京的交通拥堵，中国首都已被称为中国“首堵”。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逼近500万辆，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北京的版图又很大，人们如果从东六环跑到西六环，一去就是七八十公里，很多人办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路上。交管部门的信息显示，在平日早高峰，早6时30分到8时30分，北京的拥堵路段可多达100条左右，城市主干线和城市快速路上的汽车时速低于20公里。对此，作家郑渊洁调侃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此事真假不必追究，以笔者的亲历看，有过去学校接孩子，来回不到40公里整整花费了5个小时的纪录，那种感受令人崩溃。
城市本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有点适得其反。城市大，交通堵，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车多，排放废气多，空气混浊，阴霾天增加，城市环境急剧恶化，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幸福感开始下降。
人口膨胀还会对城市的能源、土地、水、住房、教育、医疗与就业等资源供应构成巨大压力。以北京的用水为例，因北京水资源短缺，有专家认为人口上限为1800万。另据调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国际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不足部分只好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维持。
北京的人口上限是否真的就只能是1800万，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因为城市是个开放系统，能源资源可以从系统外获得，所以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良好的规划设计可以改良交通，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加大北京用水供应。所以，一个城市人口究竟多少合适，没有哪个部门说了算，也没有专家能说了算。
真正能够说了算的是谁呢？是市场。因为市场是供需关系的反应，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存在供需关系，如果人口增多，则需求放大，需求放大而供应不足，则资源价格必然上升，资源价格升降会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从而影响其去留的决策。所以，从理论上说，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中的市场价格，其本身就是“城市最优化规模”的一把标尺。
所以，市场化调节机制也被多数发达国家认同为最优的人口调节机制，而行政的调节机制往往会失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市场信息极其庞杂，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能准确与及时掌握，而在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中，来自市场的成千上万的交易则能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能最及时地做出较准确的反应。市场最容易发现剩余与短缺，并发现价格。
从公平的角度看，市场调节也通常优于行政调节。市场虽然也不能完全做到公平，但它比行政更可能保证开放、透明、公开，保证自由交易。所以从理论上说，市场调节机制是城市人口调节的最佳机制。
然而，北京目前的人口控制思路，大体上还是依赖行政手段。
比如“以房管人”，在购房方面，北京出台楼市调控15条，规定外地人购房须提供连续5年纳税或社保证明，限购以认房为标准；在租房方面，北京以“人防工程”的名义清理地下空间，这让一些经济收入较低的外地人租房更加困难。此外，北京对汽车的限购，也有类似的特点。这都说明，最近的北京房控政策，开始剥掉市场的面纱，而显露出明显的行政色彩。
再说“以业控人”。今年初，北京市提出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此项政策显然能缩减这些“低端”行业的外地从业人员。
如果说“以房管人”、“以业控人”针对的主要对象为非户籍流动人口，那么严控进京指示，则主要针对户籍人口进行调控，可算是过去“以户管人”的延续。北京的进京指标近年总体上呈现缩减趋势，按计划，2010—2020年间，北京只增加 104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有约10万个户籍指标增长空间。
北京的这种行政化人口调控，差不多是向过去自计划经济以来“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的旧思路靠近。这一思路，不仅实际上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城市化中人口膨胀之所以如今“厚积薄发”，恰恰是历史欠下的旧账埋下祸根。谁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学？三甲医院北京最多？谁不知道北京的户口值钱？这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户籍制度、全国性资源过于向北京集中而“历史形成”的，如今大量人口涌入，不正是有因有果之事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市的人口控制搞了近30年，锲而不舍却 “屡控屡破”，因为“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是扬汤止沸，短期的策略与长期的战略目标形成背离。
人口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是罕见现象。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来先天带着缺陷：它人为地造成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导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使得我国城市化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失控状态，一度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从法律角度说，《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所以，一个“外地人”到祖国首都寻找谋生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而北京应该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要求。勿庸置疑的是，“户口”背后的行政力量左右的人口调控，却带着公民岐视登上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情。
还要澄清的是，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归结于外来人口，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比如说，流动人口可能导致犯罪率高的问题，它也不能归结于流动人口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流动人口素质低。流动人口犯罪其实往往是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对北京市民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同样也会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说，北京有了大城市病，不能完全怪罪在流动人口之上。流动人口无非就是“水”，水本无好坏，而是有利有弊的，如果对它一味地采取敌视态度去“堵”，它当然终有可能越过坝堤，但如果疏导有方，它则完全可以静静地流入渠中，灌溉良田。而这个疏导的态度，应该是开放与包容，而不是封闭与岐视，疏导的方法，则应该依据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而非地方保护与色彩浓厚的行政化手段。
要坚信，只有以开放姿态接受市场洗礼，而非以封闭姿态高高在上，这座千年古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负历史的使命，永远青春焕发、活力四射，永远包容万物、海纳百川。
北京居大不易，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已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常住人口有多少？保守估计应该已突破2000万了吧。2009年底的数据为1972万人，而上海2010年末的数据约为2300万人，以这两个数据为参照，北京人口突破2000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所确定的目标，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应控制在1800万人，这个目标已提前10多年突破。
适量青壮年劳力的涌入对北京大有好处，但人口膨胀却又反过来带来负累，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北京的交通拥堵，中国首都已被称为中国“首堵”。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逼近500万辆，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北京的版图又很大，人们如果从东六环跑到西六环，一去就是七八十公里，很多人办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路上。交管部门的信息显示，在平日早高峰，早6时30分到8时30分，北京的拥堵路段可多达100条左右，城市主干线和城市快速路上的汽车时速低于20公里。对此，作家郑渊洁调侃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此事真假不必追究，以笔者的亲历看，有过去学校接孩子，来回不到40公里整整花费了5个小时的纪录，那种感受令人崩溃。
城市本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有点适得其反。城市大，交通堵，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车多，排放废气多，空气混浊，阴霾天增加，城市环境急剧恶化，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幸福感开始下降。
人口膨胀还会对城市的能源、土地、水、住房、教育、医疗与就业等资源供应构成巨大压力。以北京的用水为例，因北京水资源短缺，有专家认为人口上限为1800万。另据调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国际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不足部分只好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维持。
北京的人口上限是否真的就只能是1800万，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因为城市是个开放系统，能源资源可以从系统外获得，所以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良好的规划设计可以改良交通，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加大北京用水供应。所以，一个城市人口究竟多少合适，没有哪个部门说了算，也没有专家能说了算。
真正能够说了算的是谁呢？是市场。因为市场是供需关系的反应，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存在供需关系，如果人口增多，则需求放大，需求放大而供应不足，则资源价格必然上升，资源价格升降会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从而影响其去留的决策。所以，从理论上说，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中的市场价格，其本身就是“城市最优化规模”的一把标尺。
所以，市场化调节机制也被多数发达国家认同为最优的人口调节机制，而行政的调节机制往往会失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市场信息极其庞杂，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能准确与及时掌握，而在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中，来自市场的成千上万的交易则能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能最及时地做出较准确的反应。市场最容易发现剩余与短缺，并发现价格。
从公平的角度看，市场调节也通常优于行政调节。市场虽然也不能完全做到公平，但它比行政更可能保证开放、透明、公开，保证自由交易。所以从理论上说，市场调节机制是城市人口调节的最佳机制。
然而，北京目前的人口控制思路，大体上还是依赖行政手段。
比如“以房管人”，在购房方面，北京出台楼市调控15条，规定外地人购房须提供连续5年纳税或社保证明，限购以认房为标准；在租房方面，北京以“人防工程”的名义清理地下空间，这让一些经济收入较低的外地人租房更加困难。此外，北京对汽车的限购，也有类似的特点。这都说明，最近的北京房控政策，开始剥掉市场的面纱，而显露出明显的行政色彩。
再说“以业控人”。今年初，北京市提出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此项政策显然能缩减这些“低端”行业的外地从业人员。
如果说“以房管人”、“以业控人”针对的主要对象为非户籍流动人口，那么严控进京指示，则主要针对户籍人口进行调控，可算是过去“以户管人”的延续。北京的进京指标近年总体上呈现缩减趋势，按计划，2010—2020年间，北京只增加 104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有约10万个户籍指标增长空间。
北京的这种行政化人口调控，差不多是向过去自计划经济以来“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的旧思路靠近。这一思路，不仅实际上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城市化中人口膨胀之所以如今“厚积薄发”，恰恰是历史欠下的旧账埋下祸根。谁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学？三甲医院北京最多？谁不知道北京的户口值钱？这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户籍制度、全国性资源过于向北京集中而“历史形成”的，如今大量人口涌入，不正是有因有果之事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市的人口控制搞了近30年，锲而不舍却 “屡控屡破”，因为“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是扬汤止沸，短期的策略与长期的战略目标形成背离。
人口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是罕见现象。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来先天带着缺陷：它人为地造成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导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使得我国城市化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失控状态，一度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从法律角度说，《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所以，一个“外地人”到祖国首都寻找谋生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而北京应该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要求。勿庸置疑的是，“户口”背后的行政力量左右的人口调控，却带着公民岐视登上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情。
还要澄清的是，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归结于外来人口，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比如说，流动人口可能导致犯罪率高的问题，它也不能归结于流动人口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流动人口素质低。流动人口犯罪其实往往是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对北京市民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同样也会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说，北京有了大城市病，不能完全怪罪在流动人口之上。流动人口无非就是“水”，水本无好坏，而是有利有弊的，如果对它一味地采取敌视态度去“堵”，它当然终有可能越过坝堤，但如果疏导有方，它则完全可以静静地流入渠中，灌溉良田。而这个疏导的态度，应该是开放与包容，而不是封闭与岐视，疏导的方法，则应该依据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而非地方保护与色彩浓厚的行政化手段。
要坚信，只有以开放姿态接受市场洗礼，而非以封闭姿态高高在上，这座千年古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负历史的使命，永远青春焕发、活力四射，永远包容万物、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