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对自己基本经济面的认识存在这么大的偏差，当如何来看待在巨大认识偏差基础上制订的经济政策？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着眼，可以获得一个独到的视角
2005年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布我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初步结果，我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约为16万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多出2.3万亿元。多出的部分主要源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多出近2.13万亿元。由此，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也相应发生变化，第一产业降为13.1%，第二产业降为46.2%；第三产业则上升至40.7%。
结果一出，举世哗然。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经济的实际整体规模要比以前认识的大两成左右，而且中国经济结构也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畸形。一时间，有人欢呼，也有人疑惑。欢呼的是中国实际经济实力原来有如此巨大，不知不觉间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感到疑惑的是，中国对自己基本经济面的认识存在这么大的偏差，当如何来看待在巨大认识偏差基础上制订的经济政策？数年来对经济形势的不准确判断，据之而制订的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让中国经济误入歧途？
回应上述疑惑的一个理由是，制订经济政策主要依据的是GDP增长率，是上下年度的比值，如果没有算进GDP的部分也是以同比例变化的话，那么政策制订依据并不会出现明显偏差。显然，这一回应并不能让人信服。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都不可能仅仅只依据前后期之间的比值，当期的指标，比如三次产业比重、单位产出能耗等等肯定是要影响到政策制订的，而这些指标又直接取决于GDP统计的准确程度。我们说，中国一方面对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经济政策却相对有效，使中国经济一直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而快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
宏观政策与微观对策
经济学中有一条所谓的“政策无效性定理”，说的是如果人们能够做出理性的预期，并且工资和物价可以灵活变通的话，那么可事先预见的政府政策不可能对实际产出或者失业率发生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往往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比如，政府想通过多发钞票刺激经济增长，人们预期到政府将这样做，就会让工资和物价做相应的增长，结果产出、就业和以前一样，政府多发钞票只不过是带来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再比如，政府决定增加财政开支来提高产出，纳税人知道政府开支不过是替私人花钱而已，财政开支增加意味迟早交更多的税，这样政府多花一分钱，私人就少花一分钱，结果形成所谓“挤出效应”，政府政策归于无效。
政策无效性定理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的惟一方法，是让人们对政府政策感到出乎意外，并且引起他们的错觉，产生所谓政府政策的“惊讶效应”。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政府政策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意料之外的效应。
作为一个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具有浓厚的行政主导型特征，即使是宏观调控政策往往也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加以实施。比如由于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中国货币政策的推行基本上是依赖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运营的直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订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仅考虑自己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取得相关微观主体的认可才有可能让政策得到有效推行实施。政策的制订要得到相关微观主体的认同，政策的推行也需要依赖于微观主体，自然地这样的政策也就谈不上产生“惊讶效应”了，政府政策也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此外，中国经济转型是“摸着石头过河”，是财政压力下倒逼的改革。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机制是“先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局部的企业和个人先突破原有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如果取得成效，中央政府对这种改革创新行为加确认，形成政策，并向其他地区推广。因此，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表现为事后的追认。显然，木已成舟下“倒逼”出的政策不会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更不会有什么“惊讶效应”。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意料之外的政策少之又少，根据“政策无效性定理”，即使政府对实际经济状况不了解，不知道真正的GDP，不知道真正的产业结构比例，也都无关紧要了。政府不了解真实的GDP，或者根据存在严重误差的统计信息制订了扭曲性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人们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早已作好准备，这样政策所导致的扭曲也将大为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来，此次GDP重估差额高达两成，也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被夸大了。
大国经济中的缓冲器
中国根据对基本经济面模糊不清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形势不准确判断所制订出来的经济政策，之所以没有误导中国经济，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在大国经济中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缓冲器——地方政府。
如果中央政府不了解真实经济状况，制订了可能会导致扭曲的经济政策，而由于地方政府的存在，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只要受到正确的激励，它就会有动力去弱化中央政策的扭曲效应，扮演缓冲器的角色。比如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显然并非全国所有地区的都存在房地产过热现象，但中央出台的政策是一刀切，抑制房地产开发。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都得到同等程度的落实的话，对于那些并不存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地区的经济显然将形成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存在，这一政策的潜在扭曲效应被有效缓冲了，使得有些过热的地区确实得到了抑制，而那些并没有过热的地区经济仍然能保持平稳发展。
地方政府作为缓冲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中央政府“意料之外”的政策在本地变成“意料之中”的政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一直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经济，这样针对几乎每一项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层面都会形成所谓的“配套执行政策”。在配套执行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上就有理由可以不加以执行，而配套措施的出台又需要对中央政策的学习、结合本地实际加以分析等等，这样一来，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意料之外”来实现目标的中央政策就将失去意料之外的效果了。这一过程潜在的优点是，当中央不了解实际经济状况而制定了错误的经济政策时，由于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存在，使得错误可以得到修正。
所以地方政府的存在一方面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政策效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央出台的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经济政策有了一个可以被修正的机会。
好的政策不如好的制度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很少有意外效应，根据对经济状况不准确认识制订出来的经济政策能够有机会修正，从而不至于误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架构：即多地区、多层级的集中式政府组织架构，并由此逐步摸索出的政治激励机制和财政分权形式。这一制度架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了解本地经济状况的信息优势，使各地区经济能够找到其适合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又能确保中央政府必要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国内经济的协调统一，同时还使得中央政府政策潜在负面冲击能够得以缓解。
正如一个好的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管理者不需要时刻了解市场的变化，一线员工就能够让企业很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如此。有了好的制度支撑，即使政策制订者不充分了解实际经济状况，政策的潜在负面影响也会因好的制度的存在而消于无形。
中国GDP重估，增加额近两成，意味着中国经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转型，可能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制度的大体架构，但是众所周知，魔鬼就在细节里，因此，我们还需要探索和认识的是，这个制度中具体而微的机制，这样才有可能让不自觉的行动转变为自觉。
2005年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布我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初步结果，我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约为16万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多出2.3万亿元。多出的部分主要源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多出近2.13万亿元。由此，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也相应发生变化，第一产业降为13.1%，第二产业降为46.2%；第三产业则上升至40.7%。
结果一出，举世哗然。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经济的实际整体规模要比以前认识的大两成左右，而且中国经济结构也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畸形。一时间，有人欢呼，也有人疑惑。欢呼的是中国实际经济实力原来有如此巨大，不知不觉间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感到疑惑的是，中国对自己基本经济面的认识存在这么大的偏差，当如何来看待在巨大认识偏差基础上制订的经济政策？数年来对经济形势的不准确判断，据之而制订的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让中国经济误入歧途？
回应上述疑惑的一个理由是，制订经济政策主要依据的是GDP增长率，是上下年度的比值，如果没有算进GDP的部分也是以同比例变化的话，那么政策制订依据并不会出现明显偏差。显然，这一回应并不能让人信服。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都不可能仅仅只依据前后期之间的比值，当期的指标，比如三次产业比重、单位产出能耗等等肯定是要影响到政策制订的，而这些指标又直接取决于GDP统计的准确程度。我们说，中国一方面对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经济政策却相对有效，使中国经济一直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而快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
宏观政策与微观对策
经济学中有一条所谓的“政策无效性定理”，说的是如果人们能够做出理性的预期，并且工资和物价可以灵活变通的话，那么可事先预见的政府政策不可能对实际产出或者失业率发生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往往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比如，政府想通过多发钞票刺激经济增长，人们预期到政府将这样做，就会让工资和物价做相应的增长，结果产出、就业和以前一样，政府多发钞票只不过是带来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再比如，政府决定增加财政开支来提高产出，纳税人知道政府开支不过是替私人花钱而已，财政开支增加意味迟早交更多的税，这样政府多花一分钱，私人就少花一分钱，结果形成所谓“挤出效应”，政府政策归于无效。
政策无效性定理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的惟一方法，是让人们对政府政策感到出乎意外，并且引起他们的错觉，产生所谓政府政策的“惊讶效应”。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政府政策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意料之外的效应。
作为一个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具有浓厚的行政主导型特征，即使是宏观调控政策往往也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加以实施。比如由于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中国货币政策的推行基本上是依赖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运营的直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订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仅考虑自己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取得相关微观主体的认可才有可能让政策得到有效推行实施。政策的制订要得到相关微观主体的认同，政策的推行也需要依赖于微观主体，自然地这样的政策也就谈不上产生“惊讶效应”了，政府政策也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此外，中国经济转型是“摸着石头过河”，是财政压力下倒逼的改革。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机制是“先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局部的企业和个人先突破原有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如果取得成效，中央政府对这种改革创新行为加确认，形成政策，并向其他地区推广。因此，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表现为事后的追认。显然，木已成舟下“倒逼”出的政策不会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更不会有什么“惊讶效应”。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意料之外的政策少之又少，根据“政策无效性定理”，即使政府对实际经济状况不了解，不知道真正的GDP，不知道真正的产业结构比例，也都无关紧要了。政府不了解真实的GDP，或者根据存在严重误差的统计信息制订了扭曲性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人们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早已作好准备，这样政策所导致的扭曲也将大为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来，此次GDP重估差额高达两成，也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被夸大了。
大国经济中的缓冲器
中国根据对基本经济面模糊不清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形势不准确判断所制订出来的经济政策，之所以没有误导中国经济，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在大国经济中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缓冲器——地方政府。
如果中央政府不了解真实经济状况，制订了可能会导致扭曲的经济政策，而由于地方政府的存在，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只要受到正确的激励，它就会有动力去弱化中央政策的扭曲效应，扮演缓冲器的角色。比如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显然并非全国所有地区的都存在房地产过热现象，但中央出台的政策是一刀切，抑制房地产开发。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都得到同等程度的落实的话，对于那些并不存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地区的经济显然将形成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存在，这一政策的潜在扭曲效应被有效缓冲了，使得有些过热的地区确实得到了抑制，而那些并没有过热的地区经济仍然能保持平稳发展。
地方政府作为缓冲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中央政府“意料之外”的政策在本地变成“意料之中”的政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一直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经济，这样针对几乎每一项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层面都会形成所谓的“配套执行政策”。在配套执行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上就有理由可以不加以执行，而配套措施的出台又需要对中央政策的学习、结合本地实际加以分析等等，这样一来，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意料之外”来实现目标的中央政策就将失去意料之外的效果了。这一过程潜在的优点是，当中央不了解实际经济状况而制定了错误的经济政策时，由于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存在，使得错误可以得到修正。
所以地方政府的存在一方面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政策效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央出台的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经济政策有了一个可以被修正的机会。
好的政策不如好的制度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很少有意外效应，根据对经济状况不准确认识制订出来的经济政策能够有机会修正，从而不至于误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架构：即多地区、多层级的集中式政府组织架构，并由此逐步摸索出的政治激励机制和财政分权形式。这一制度架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了解本地经济状况的信息优势，使各地区经济能够找到其适合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又能确保中央政府必要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国内经济的协调统一，同时还使得中央政府政策潜在负面冲击能够得以缓解。
正如一个好的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管理者不需要时刻了解市场的变化，一线员工就能够让企业很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如此。有了好的制度支撑，即使政策制订者不充分了解实际经济状况，政策的潜在负面影响也会因好的制度的存在而消于无形。
中国GDP重估，增加额近两成，意味着中国经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转型，可能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制度的大体架构，但是众所周知，魔鬼就在细节里，因此，我们还需要探索和认识的是，这个制度中具体而微的机制，这样才有可能让不自觉的行动转变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