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治维新后，在西风东渐中，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874年，一位日本官员写道：“目前大量的欧洲风俗源源而来”，“恰如瓶子倾倒，服装、饮食、房屋、法律、政府、风俗，甚至手工艺和学术研究，如今无不来自西洋”。在日本的欧化风潮中，服装的变易最为明显。
　　明治维新前，日本人穿的是传统的和服，衣宽袖肥。而后，日本在外部压力下开国，大批欧美人进入日本，同时也有日本人去欧美留学。在与欧美人的接触中，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和服虽然宽松舒适，但只适于休闲，不适于劳作。
　　实际上，日本服装从和式向西式的转变，从幕府末期就开始了。率先接受西式军事训练的萨摩藩和长州藩使用新式武器，在军事操练时，穿着上下一体的和服很不协调，于是便改穿上下两分的服装，下部两腿分开，便于训练。当时这种有裤子形状的服装被称为“戎服”，后来中央的幕府军队也穿这种服装训练。
　　1869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爱丁堡公爵访问日本。他身着帅气的西装，让日本人大开眼界。1870年春，明治天皇下令陆军省御用商人山城屋和助制作西服。山城屋和助从德国聘来裁缝师傅，参考德式、法式服装，制作了黑色的长短西服。当时，一些“国粹派”人士认为，服装是宫中重大礼仪的根本，不可轻易更改，反对引进西服。也有人认为，不应舍弃衣冠束带优美的和服，而改穿大煞风景的西服。就此争议，政府开了几次会研究服装的样式，起初支持传统服装的意见占上风。后来，外务卿副岛种臣在会上讲了中国战国时赵武灵王让国人换装“胡服”而获得大胜的故事，说明日本要与列强诸国为伍，就必须采用国际通行的服装。副岛的发言得到重臣西乡隆盛等人的支持，被大家采纳。
　　1871年9月，明治天皇发布《改服制敕谕》，此敕谕论述中古以来日本的衣冠制度已“成软弱之风”，说明与万国对峙须仿照“神武创业”“神功征韩”时的服饰，其中并未提到要改穿西服，但明确了要更改服制，“使风俗一新”，隐约表达变更衣冠的意思。
　　同年，明治天皇开始模仿西方君主，改穿军装式西服。此后皇后也穿着西方贵妇的服装，戴法式华丽宝冠。12月23日，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出国考察。出发当日，天气晴朗，前来送行的人挤满了横滨港，他们有的短发着洋装，有的结髻着和服。而乘坐“亚美利加”号汽船的使团成员则大多短发洋装，只有正使岩仓具视留着传统的结发，身穿和服。在船上，使团成员议论着要买燕尾服参加宴会，岩仓则持保守态度。
　　到了美国，岩仓使团的正使和副使着和服礼服谒见美国总统格兰特，当地报纸刊文嘲笑他们的穿着。甚至连岩仓具视在美国留学的两个儿子也要求父亲改变服饰，结果还未离开美国，岩仓已经变为短发洋装。
　　1872年11月12日，明治政府颁布太政官第383号令：“而今礼服采用洋服”，规定除祭服外废除所有和服礼服。1873年，皇家御用摄影师内田九一拍摄的明治天皇蓄西式发型、身穿军服、两手抚剑的照片，被送到全国各府县的官厅悬挂，令百姓礼拜，大大促进了西服的推广。同时，军服也改为西式。
　　实际上，新政府从1871年开始就从国外聘请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陆海军军服分别模仿法式军服和英式军服。不仅如此，铁路员工、邮递员、警察等也都穿上了西式制服。1873年公办的工部大学校（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学生穿着由军服改制的西式校服，后来还要戴类似军帽的校帽，女生校服则模仿海军军服。
　　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穿西服俨然成为一种时髦。人们觉得只有穿西服才有档次，比和服体面，甚至还有在会议、庆典等正式场合不允许穿和服者入场的事。不过，对于穿西服，社会上也有不满言论，比如“奇哉妙哉，世上的洋服，头戴普鲁士帽，脚穿法兰西鞋，上衣是英国海军式，裤衩是美国陆军式。妇女衬衫贴身穿，大汉斗篷过小腿”。西南强藩萨摩藩的前藩主岛津久光也反对易服。1873年，他向政府提出，换穿西服会造成秩序、礼节混乱，建议制定尊卑有序的日本特有的服式。他还认为，推广西式洋装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接受西服后也并没有抛弃和服。和服毕竟宽松舒缓，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深受人们喜爱。因此，明治维新后，和服仍是日本人居家休闲时穿的服装，与西服长期共存。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东西杂陈、日洋纷呈的混搭服饰，如身着西装却脚登木屐，或里穿西服却外罩羽织（和服外套），或上着和服却脚踏皮鞋等。

二

　　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服颇有微言。清末驻日外交官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一书。他在书中提到日人穿西服的事，说日本的和服承接的是中国唐朝时的服制，但“维新以来，竞事外交，以谓宽袍博带，失则文弱，故一变西服，以便趋作。自高官以至末吏……无不绒帽毡衣，脚踹乌皮靴（黑皮鞋），手执鞭杖，鼻撑眼镜。富商大贾，豪家名士，风气所尚，出必西式”。由于西服的制作要用到羊毛织成的毛料，所以只能花巨资“以购远物”。而且日本人“席地跪坐，西服紧束，膝不可屈，殊多不便，故官长居家无不易旧衣者”。他显然对这种状况颇为不屑。
　　黄遵宪还在《日本杂事诗·礼服》中这样描写日人着礼服的情景：“肘挟毡冠插锦貂，肩盘金缕系红绡。前趋客座争携手，俯拜君前小折腰。”后来作为副使出使日本的张斯桂也曾作诗《易服色》：“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诗句中对日人着西服多有嘲讽。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在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批评日本的服装变革：“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则在介绍服装变革的原因时说，日本的和服“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他的理由未能说服李鸿章。
　　晚清时期，为向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编年体著作《日本变政考》。书中也提到明治维新时的易服举措，日皇“废中世以降所用唐制礼服，用西洋式。因朝臣不服从西法，故以此逼之”。在这段文字之后，还有康有为的一段评点“臣有为谨案”。康有为认为，日本变法之所以要“变服”，只因朝臣不支持变法，所以天皇“乃欲借变其外服以变易其内心，不得已而行之”。
　　接着，康有为又讲了一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旧事，认为也是因为变法遇到阻碍而易服。“昔赵武灵王欲强赵而习骑射，公叔成不欲，乃易胡服以变之”。故而易服只是手段，是用来为变法创造条件的应急措施。“自古英明之主，其心所欲为于此，而举措或假道于彼者甚多。盖数千年之积习，变之甚难……非雷霆惊作，变本加厉，不能易之”。在康有为的设想中，中国以后的变法或许可以不必借助易服的推动，因为“我中国君权最尊，但定心一意，雷厲风行以变之，无藩候之阻扰，其势最易，或亦不假于变服耶！”
　　朝代更换，改易服装是件大事。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提出要制定中国的礼服。他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当时，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传统服装又显得陈旧拖沓，遂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这就是中山装的由来。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山装定为文官的制服礼服，成为当时法定的制服。
　　（作者系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