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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苏州城里，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又热心公益、急公好义的乡贤有三位，吴荫培、李根源、张一麐。吴氏年老，李根源本籍云南腾冲。因此论及乡党领袖，时人多以张一麐目之。张氏表字仲仁，民间遂以“仲老”相称，原本的姓名，反而少有人提了。
张一麐自小就是神童，12岁取秀才，19岁中举人，比一般人要早十年之久。但接下来的科考略有蹭蹬。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他热情地投身其中，仿照康梁强学会模式，在苏城成立“苏学会”，以传播变法思想。
1903年，清廷应张之洞之请辟经济特科，有类于传统的恩科。在会试中张氏获第四名，但殿试时慈禧太后对原第一二名梁士诒、杨度的政治倾向很不满意，于是重排座次，张一麐竟获得一甲二名殊荣。由于明年（1904）是中国最后一场科考，因此，张一麐也就成了科举史上最后第二位榜眼。其贤名至此传遍天下，这也是他成为传奇人物的开始。这一年，他37岁。
1923年，57岁的张一麐历尽庙堂风波恶，决意退出政坛，归隐林泉。不过他也没真的闲着，一心谋桑梓福利。其间与张謇组织苏社；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改良农业，兴办教育；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保护山乡文化遗迹；参与《吴县志》总纂；倡议开辟体育场、图书馆、植物园、蚕学馆、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江南沦为战场。当时张一麐已经71岁，犹往来于古城和穹窿山之间，救济散失难民，组织民间抗日。苏州沦陷后，变易服色，化装成僧人藏匿在茅蓬寺，以示同侵略者不共戴天。
正在这时，苏纶纱厂老板严裕棠的自备车，开到了穹窿山脚下。
张一麐困于沦陷区而逃离不得，无非是因为清贫。二十年前他在北京当教育总长的时候，就淡泊名利，每月捐出俸银二百元作为注音字母传习所的经费。因此，长期以来家无余财，退隐之后更是如此。但时局一日紧似一日，有传言说，日军侵华当局要“请”他去南京当“维新政府”的组织者。张一麐如此刚烈，当然不会做伪政府的傀儡头子，正在彷徨无措之际，他的弟子严裕棠也听到风声，于是派儿子严庆祥开车到木渎穹窿山，接张一麐脱困。这是1938年3月18日凌晨，张氏坐上严家自备车直驱上海租界，随身仅携带自己四十年的日记。
一到上海，张一麐就组织江浙同乡会，将流亡的乡亲汇聚起来，并经常发表抗日御侮的演讲。如此又引起了日本特务的瞩目，暗杀传言四处流布。严裕棠为了恩师安全，建议张氏索性去香港避难，并送上程仪六千元，以作安顿之资。
张一麐去香港后，和许地山一起组织新文字学会，倡言文字改革。他呼吁，一定要加速文字改革，“使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文盲皆于最短期间自动地看书看报，而全民政治之全字，总动员之总字，乃有着落。而后若干年计划才能实现，而后贪污土劣不化为廉洁礼让不能列于人世之间”。张氏自戊戌变法时期就提议文字改革，四十年如一日，国难方殷，张氏更赋予此政治意义。许多社会名流都极为赞同，于是这个香港新文字学会，宋庆龄愿意当会长，蔡元培愿意当名誉理事长，而张一麐则自任理事长。
居港时他带着一大家子，生齿日繁，当然要开源节流。于是他一方面为求墨宝者挥毫，以得笔润；一方面為《星岛日报》续写《古红梅阁笔记》后半部，所谓“三十七而从政，洎民国以后，凡有惊涛骇浪无役不从。或所闻至确而国史必不能详，或所见既真而野人尚为异语”。书中多是清末民初政坛掌故，一时读者传诵，洛阳纸贵。
1938年七月，国民参政会召开，张一麐被当局聘为参政员，由于性格和价值观所致，他面对参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乃至蒋介石、孔祥熙，依旧一本至诚，极言直谏，切中时弊，听者动容。有次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不宜学清季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据说蒋介石也在座，面有不豫之色。有人私下劝告张一麐圆滑一些，他当场吟诵一首旧作以明志：“万马齐喑试一鸣，初心端不为浮名；歌功颂德由君辈，折角批麟有老生。”
张一麐同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意气相投，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他非常尊重。苏北陈粟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军的黄桥战役爆发后十天，毛泽东去电华中局领导人刘少奇等，谓“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即黄桥战役）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其重视如此。张一麐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于参政会上大声疾呼，“竟有于言于行破坏团结影响抗战者，自当以汉奸论；过去如是，今后亦如是”。这对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积极和正面的帮助。
因为藏书、日记、文稿等都在香港，张一麐定居于此，迨参政会开会的时候，才回重庆。但1941年二届二次会以后滞留了一段时间，因为11月26日，其三子为鼎在嘉陵宾馆结婚，国民党要员如陈布雷（蒋介石代表）、陈立夫、王世杰，社会贤达如张伯苓、张君劢、陶行知，在渝的各界名流悉数到场，周恩来、董必武的莅临尤其令张氏父子惊喜。
待儿子婚后杂事料理完毕，张一麐正要赴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航路断绝。12月24日，香港沦陷，家人音讯隔绝，至1943年旧历春节妻女才抵达重庆，同老人重逢。他这才得知，在港的仅余资产和书画化为劫灰，而更令人扼腕的是，其所有日记、文稿、史料，所托非人，不知所终。这是对老人最沉重的打击。他也77岁高龄，飘零已久，再也支持不住，就此病倒。10月24日，张一麐去世于汪山清溪疗养院。
得悉噩耗，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来唁电：“仲老耆年硕德，爱国亲仁，宅心一秉大公，立言至为平正。抗战以来坚持团结，力争民主，尤著直声。”相信张一麐若在天有灵，听到这封唁电，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张一麐自小就是神童，12岁取秀才，19岁中举人，比一般人要早十年之久。但接下来的科考略有蹭蹬。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他热情地投身其中，仿照康梁强学会模式，在苏城成立“苏学会”，以传播变法思想。
1903年，清廷应张之洞之请辟经济特科，有类于传统的恩科。在会试中张氏获第四名，但殿试时慈禧太后对原第一二名梁士诒、杨度的政治倾向很不满意，于是重排座次，张一麐竟获得一甲二名殊荣。由于明年（1904）是中国最后一场科考，因此，张一麐也就成了科举史上最后第二位榜眼。其贤名至此传遍天下，这也是他成为传奇人物的开始。这一年，他37岁。
羁旅香江
1923年，57岁的张一麐历尽庙堂风波恶，决意退出政坛，归隐林泉。不过他也没真的闲着，一心谋桑梓福利。其间与张謇组织苏社；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改良农业，兴办教育；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保护山乡文化遗迹；参与《吴县志》总纂；倡议开辟体育场、图书馆、植物园、蚕学馆、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江南沦为战场。当时张一麐已经71岁，犹往来于古城和穹窿山之间，救济散失难民，组织民间抗日。苏州沦陷后，变易服色，化装成僧人藏匿在茅蓬寺，以示同侵略者不共戴天。
正在这时，苏纶纱厂老板严裕棠的自备车，开到了穹窿山脚下。
张一麐困于沦陷区而逃离不得，无非是因为清贫。二十年前他在北京当教育总长的时候，就淡泊名利，每月捐出俸银二百元作为注音字母传习所的经费。因此，长期以来家无余财，退隐之后更是如此。但时局一日紧似一日，有传言说，日军侵华当局要“请”他去南京当“维新政府”的组织者。张一麐如此刚烈，当然不会做伪政府的傀儡头子，正在彷徨无措之际，他的弟子严裕棠也听到风声，于是派儿子严庆祥开车到木渎穹窿山，接张一麐脱困。这是1938年3月18日凌晨，张氏坐上严家自备车直驱上海租界，随身仅携带自己四十年的日记。
一到上海，张一麐就组织江浙同乡会，将流亡的乡亲汇聚起来，并经常发表抗日御侮的演讲。如此又引起了日本特务的瞩目，暗杀传言四处流布。严裕棠为了恩师安全，建议张氏索性去香港避难，并送上程仪六千元，以作安顿之资。
张一麐去香港后，和许地山一起组织新文字学会，倡言文字改革。他呼吁，一定要加速文字改革，“使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文盲皆于最短期间自动地看书看报，而全民政治之全字，总动员之总字，乃有着落。而后若干年计划才能实现，而后贪污土劣不化为廉洁礼让不能列于人世之间”。张氏自戊戌变法时期就提议文字改革，四十年如一日，国难方殷，张氏更赋予此政治意义。许多社会名流都极为赞同，于是这个香港新文字学会，宋庆龄愿意当会长，蔡元培愿意当名誉理事长，而张一麐则自任理事长。
居港时他带着一大家子，生齿日繁，当然要开源节流。于是他一方面为求墨宝者挥毫，以得笔润；一方面為《星岛日报》续写《古红梅阁笔记》后半部，所谓“三十七而从政，洎民国以后，凡有惊涛骇浪无役不从。或所闻至确而国史必不能详，或所见既真而野人尚为异语”。书中多是清末民初政坛掌故，一时读者传诵，洛阳纸贵。
星落渝州
1938年七月，国民参政会召开，张一麐被当局聘为参政员，由于性格和价值观所致，他面对参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乃至蒋介石、孔祥熙，依旧一本至诚，极言直谏，切中时弊，听者动容。有次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不宜学清季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据说蒋介石也在座，面有不豫之色。有人私下劝告张一麐圆滑一些，他当场吟诵一首旧作以明志：“万马齐喑试一鸣，初心端不为浮名；歌功颂德由君辈，折角批麟有老生。”
张一麐同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意气相投，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他非常尊重。苏北陈粟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军的黄桥战役爆发后十天，毛泽东去电华中局领导人刘少奇等，谓“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即黄桥战役）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其重视如此。张一麐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于参政会上大声疾呼，“竟有于言于行破坏团结影响抗战者，自当以汉奸论；过去如是，今后亦如是”。这对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积极和正面的帮助。
因为藏书、日记、文稿等都在香港，张一麐定居于此，迨参政会开会的时候，才回重庆。但1941年二届二次会以后滞留了一段时间，因为11月26日，其三子为鼎在嘉陵宾馆结婚，国民党要员如陈布雷（蒋介石代表）、陈立夫、王世杰，社会贤达如张伯苓、张君劢、陶行知，在渝的各界名流悉数到场，周恩来、董必武的莅临尤其令张氏父子惊喜。
待儿子婚后杂事料理完毕，张一麐正要赴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航路断绝。12月24日，香港沦陷，家人音讯隔绝，至1943年旧历春节妻女才抵达重庆，同老人重逢。他这才得知，在港的仅余资产和书画化为劫灰，而更令人扼腕的是，其所有日记、文稿、史料，所托非人，不知所终。这是对老人最沉重的打击。他也77岁高龄，飘零已久，再也支持不住，就此病倒。10月24日，张一麐去世于汪山清溪疗养院。
得悉噩耗，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来唁电：“仲老耆年硕德，爱国亲仁，宅心一秉大公，立言至为平正。抗战以来坚持团结，力争民主，尤著直声。”相信张一麐若在天有灵，听到这封唁电，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