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晨的几次交道，让我觉得这个人很亲切，感受不到工作属性问题带来的距离，这大概和他的经历有点关系。《士兵突击》刚播还没红的时候，这一段空白期，他跑去做了些生意，其实以李晨的性格，他当不了商人，因为生活的太随性，潜意识里也拒绝自己被琐事所困，于是他又回来演戏了，接过几部没有什么观众缘的电视剧，直到《士兵突击》大红，才又回到正轨。在《我的团长我的团》宣传时期，因为《士兵突击》效应，我们准备把这部剧推上杂志封面，就和剧组的宣传方约了在北京棚拍主演一套独家图片，给我们提的要求也是相当多，为此我们花了血本儿借了上万一套的名牌西装、几千元的皮鞋给他们，这对我们一向不怎么在服装上刻意追求的杂志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基于极度重视的突破。艺人到来之前，我们一直悬着心，怕这些衣服有个好歹，哪怕挑条线，这个月的工资八成就交代了。
　　几位演员是按照上一个通告结束的先后顺序陆续到摄影棚里的，李晨是第一个，记得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按照前期棚拍策划，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老北京的冰糖葫芦做拍摄备用道具，可惜没冰箱。李晨脚踏入影棚大门的时候，那糖葫芦上面的糖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
　　于是在连口水也没给人喝一口的情况下，我说：“快，不嫌弃的话，帮我们举着它拍个照吧，就是糖别滴在衣服上内个，好贵”说“好贵”的时候我明显底气不足，尴尬有余，就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有点怕艺人心里嫌弃，“哟，哪里来的没见过世面的”。
　　然而这种担心，的确有点多余，换好黑色西装，站在白得发蓝的背景纸上，红彤彤的糖葫芦粘着他的笑容，愈发甜了。他是陪着80后这代人一起成长起来的，分享着同样的幼稚和不成熟，看着他张大口像要把整串都吞落肚的样子，我有点后悔了—其实面对这样的他，那个“担心被嫌弃”绝对是杞人忧天了吧。
　　我们笑闹着拍遍了几乎屋里所有的道具，连墙上的挂钟都被摘了下来各种摆弄，嘴上也不能停，还在拼命把飞出十万八千里的话题给重扯回来。慢慢地，棚里越来越安静，就剩下快没电的挂钟还在死撑着，整出了点声响。终于不得不面临最尴尬的问题—四五个小时的等待大部队凑齐，话题神马的绞尽脑汁也搜罗不到了—其他人还没到，怎么拍合影？也难怪，虽然这样的情况不是任何人的错，但我总是会心生各种不好意思，毕竟他一个正当红的艺人耗在这里这么长时间，甚至，他还一直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一直背着手在棚里溜达。
　　我跟他说：“晨儿，坐着歇会儿呗？”他说，“不用了，坐下去西服就会出褶，不好看，也怕你到时候还衣服不好办。”
　　当时的心情，又急又躁，尴尬，羞愧，在这一句话之后，这种积累许久的复杂情绪突然一起涌了上来，五味杂陈，说实话，当时眼睛真心是有点热的程度，但还是忍住了。这件事过后，再见面就是《生死线》拍摄时期，说来也奇怪，虽然跟李晨的交集不多，但每次都恰好遇到我们比较寒酸和尴尬的时候，每次也都多亏有他化解尴尬。
　　那天上海有点冷，松江车墩影视城这种地方远离了汽车尾气带来的温室效应，就更添几分寒意，在外面冻了一上午，赶上拍枪战场面，剧组放烟饼，工作人员经验十足，人人掏出一面巾往脸上裹，只有我们“裸脸”站了一上午，面颊颧骨处活生生吹出了两坨高原红。
　　更惨的是，到了中午，剧组盒饭精打细算到每个人，没有剩余，我们就只好拖着一大堆的摄影器材，准备出去随便找个饭馆对付一番。路还没转角，便遇到活雷锋，李晨远远地向我们招招手，等我们走过去，他一脸笑意：“来，我们出去找点吃的，慢慢聊。”
　　去过车墩的人都知道，周围那些堪称暗黑料理店的小馆子，大致的水平也只是把菜做熟，滋味、品相，皆无，然而就是在这么简陋的小馆子里，李晨津津有味地跟我们说起他写了很久的那个小说，改编成剧的事情已经略有眉目了。“我敲下了好几个朋友的档期，他们都说可以来。真的在筹备，绝对不会不拍的。”如果说这个时候的我们还在埋头苦吃中半信半疑，那么之后发生的算是巩固了一下此事的真实性。吃完饭回到组里，李晨接了个电话，电话不长，寒暄几句之后挂了，跟旁边站着的张译说：“主演又多一个，刚才找了著名一线女演员张歆艺老师，已经定了。”我们好奇地插嘴：“真的要拍了吗？”李晨说：“真的，真的会拍的。”
　　其实到现在，李晨依然还是一个拥有很多上升空间的艺人，但在这种稳步上升的节奏中，看不出攻击性，也揣摩不出什么野心，似乎一直都是随遇而安的样子。想想他虽然只有30多岁但也算波澜的几十年—做过商人，演过戏，编过剧，当过赛车手从很多采访中可以看的出，他有很多梦想，却很少按照步骤计算自己的人生。对他来说，也许就是那么一个特定的环境，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动，就能让他执著于去完成一样梦想—精打细算按部就班，不适合他。
　　那一次简陋餐馆里，在过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化为完整的剧本，再经历了几个好兄弟的努力，最终成剧—这就是后来的《北京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