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火遍年底各大颁奖礼的阿黛尔，无疑又借助大银幕作品给自己垫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转头看过来，喜欢开唱的国人，对于以唱为主的音乐剧却颇有成见，说得好听点，叫做仍未接受这种外来艺术。在西方能连演十年的走红剧，到咱们这儿十场而已，像《猫》《妈妈咪呀》等来样加工的剧目，命运略微好些，能演上几个月，不过没法媲美西方的上座率。电影版的音乐剧，过去十年里仅有一部陈可辛的《如果·爱》勉强有些反响。诚然，电影音乐剧在西方也不景气，21世纪以来真正成功的只有《红磨坊》和《芝加哥》。如今这部《悲惨世界》，其英语版于1985年推出，法语版1980年，横扫全球30多年，对于电影改编既是优势也形成挑战。
　　汤姆·霍伯的处理有很多亮点，手扛式运镜非常灵活，动感十足，慢歌经常对准演员面部，不怎么切换镜头。这大胆异常，因为这回他尝试现场录音，一反音乐剧提前录音、现场对口形的传统，要求演员真唱，通过耳麦返送钢琴伴奏。有人把不同名家演唱的芳汀之歌I Dreamed a Dream放到网上，包括苏珊大妈（是她的成名曲），一些网友抱怨说现场演唱多半“太夸张”。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假唱传统已荼毒至审美血液，那些款款深情、薄唇微张的电视晚会，让国人以为那才是歌唱之道，反而全情投入的演唱（除了摇滚乐）倒不被接受，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霍伯大胆保留了“全唱”风格，连过场戏都没删；但他把演唱做了一个迥异于舞台的处理，把原本舞台上的咏叹调腔改了，把长音压缩了，使得唱段更像独白或对话，那些被切断的音由伴奏来补上。安妮·海瑟薇的芳汀之歌竟然一镜到底，中间的换气、抽泣跟脸部表演完美统一，那种真实性和整体性跟咱们的假唱完全是两种感觉。
　　霍伯的做法，想必跟如今先进的录音技术有关。但即便在后期配音的年代，好莱坞（及某些西方国家）对声音表演有着极高的要求。我曾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当年为奥黛丽·赫本配唱《窈窕淑女》时，那位无名代唱者一边唱、一边模仿银幕上奥黛丽的舞蹈动作，尽量做齐所有动作，以便演唱的气息跟银幕上的奥黛丽吻合。那样的行业标准，我在国内闻所未闻。我们银幕上的歌唱，大体上优雅得虚假，仿佛长跑运动员几千米下来全身不流一滴汗水，而你若观察帕瓦罗蒂唱歌剧时的大特写，满脸汗水，一点不“雅”，但你知他已全情进入角色和戏剧情景，那种艺术真实性虽不同于生活真实，但能够击中你的心坎。（相比，老帕在体育场馆的演唱会，鲜有汗水，显得一身轻松。对他而言，那是玩玩的，赚快钱的。）
　　《悲惨世界》里演唱的气息，可能是你喜欢或讨厌这出戏的主因。那多半不是唱歌的气息，而是说台词的气息。台词也讲究气，斯特里普近年有两个角色，气息截然不同，撒切尔夫人气很长，恨不得一口气说完三句话，而大厨茱莉亚气很短，一句话要换三口气。前些年因被抓差主持一些访谈节目，我开始练念稿，发现换气果真有学问，由此佩服专业主播的训练有素。关于说话，有一种受罪是西式派对，不大的地方挤满了人，有时还要播放吵闹的音乐，两人若要聊天，非得扯着嗓子吼，或者脸贴脸。总不能老让对方再重复一遍。久而久之，我采用一种策略，就是过一阵点一下头，加几个Yeah. That’s right.之类的肯定词。其实我压根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或许我已经患贝多芬症状，要么老美的听力都比我强。
　　倾听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口语相对于书面文字，有更生动的弦外之音。无论是商业谈判还是无聊闲扯，很多话是不能或不屑直说的，因此听者需要在脑子里完成一道翻译工序。我不喜欢配音，主要基于这个原因：配音演员极少能复制原来演员的声音表演，往往是自成一套，把微妙念得很夸张。另一个原因是混音技术，好莱坞演员喜欢近乎耳语的台词处理，但观众不会听不清。有时，家庭影院音响系统没接对，会让音效压倒台词。好的文艺片（如《林肯》）若台词听不清或听不懂（翻译不佳），佳片便成了闷片。
　　说回社交场合的嘈杂，美剧《宋飞正传》有个情节，讲宋飞跟某女服装设计师共进晚餐，聊着天。不料此女说话细声细气，宋飞听不清，跟我一样礼貌地点头并应着。没想到，原来对方请他试穿她的新款衬衣，而且是在宋飞上电视做节目的时候；最惨的是，那件衬衣酷似演海盗的戏服。宋飞不愿被人看做食言，硬着头皮穿了，上了电视，也成了笑柄。我想，若是音乐剧，这情节就得改一改，不能说听不清，而是听成了谐音字。唱，总是要比说更大声点。